孔子和《周易》作者是怎样观察“变革”的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孔子和《周易》作者是怎样观察“变革”的
繁星
在我们中国，上了年纪的读书人，很多是受过孔子的教育影响的。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圣人”，恰恰生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所关心的一个大问题是“变”与“不变”的问题：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他这个感慨，正是说明他对社会历史的大变化不但有所感受，而且也包藏了他的满腹牢骚。孔子的牢骚，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对历史的大变革表示赞同还是反对呢？
有人认为孔子不是保守派；其实，在我看来，孔子反对改革的态度是坚决而鲜明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子的回答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的周游列国，是抱着一个目的，要去阻止和改变那滔滔天下的大变革的局势。在他的眼中看来，当时的天下大变是“无道”的：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他的所谓“有道”是什么“道”呢？是奴隶社会等级森严之“道”，所以，他讲“为政”，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礼”，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讲“仁”，是“君子不仁者有之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他的口中，“君子”和“小人”，并不是道德品质上的区别，而是阶级的区别，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他所要反对的，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地位起了变化。“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连大奴隶主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地位搞乱了，从孔子看来，都是不可容忍的。
孔子的全部保守派观点，集中于两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说，一切都得照老样子，不要再向前走一步。连他自己脑袋中的思想学问，他都认为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他的脑袋中，是不能容纳任何新鲜事物的。
他这个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自己说过：“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的保守派世界观是从《周易》这部卦书中得来的。我们研究研究《周易》这部书，倒是很有意思的。《周易》这部书，到现在还没有大踏步登上中国哲学史的讲坛。“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系辞》）《周易》实际上是一本倒霉的书，它的“忧患”到现在还没有过去；特别是它落在孔子和孔门弟子之手以后，就把它的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埋没到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混乱当中去了。所以这部书很需要人们好好地分析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穿书简的绳索都被他翻断了三次，可见孔子对这部书很下过一番钻研的功夫。这部书中也留下了他和以后的“儒家”思想的痕迹。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占卦也是孔子的专业知识之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把孔子传“易”的世系都开列出姓名、籍贯以至年代，并且说孔子亲自给他的及门弟子商瞿占过一卦：“年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果然应验了。占卦大概是当时“儒家”的职业本份。
两千多年前的“儒”，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同现在的知识分子是相当的。如果把现在的知识分子和看相测字卜卦的人扯在一起，人们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在古代实际是属于一个行当。“儒”不仅研究学问，而且为人占卦，为人治丧相礼。过去已经有人作过一些考证，看来是有根据的。
不要把《周易》中的占卦看作一种单纯的迷信，其实，这也是古代人观察世界变化规律和总结斗争经验的一个方法。孔子说过：“夫易，何为者也？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于斯而已者也。”（《易系辞》）所以，《周易》是殷周以来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阶级矛盾。要对这部书作全面的研究，恐怕至少得像孔子一样“韦编三绝”。我们在这里只能简而又简地谈几点。
前面已经说过，《周易》是一部思想庞杂的书，而且有很多互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它有很多辩证法的因素，它也讲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例如：“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还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例如“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彖》）；“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这是把自然界的发生、发展、消灭的变化过程，归因于事物自身的矛盾，即所谓“成之者性也”。从自然界推演到社会人事的变化，“圣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圣德，生生之谓易”（《系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彖》）。在这些地方，“天”和“地”都是作为自然界的存在，并不包含超自然的意义。
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然意义的“天”和“性”，忽然又变成了超自然的可以作威作福的“天”和“命”。而且它的变化规律，只有圣人才能掌握。“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这样就把一切事物的发生和变化归于“天生神物”，归于圣人的“则之”、“效之”、“象之”；“易”本来是讲变化、讲动的，也变成“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了。并且“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变与不变，都得靠老天爷来保佑了。
两三千年前的人，叫他们不讲鬼神、不讲天命，那本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实在有限，能观察到的自然变化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一方面讲“日新之谓大德，生生之谓易”，另一方面却又把客观世界的变化，只看成：“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所以，“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本来是“生生之谓易”的世界，却变成“恒久而不已”，所谓“变化”，不过是一进一退的循环状态，这是什么道理呢？
看来这似乎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形而上学在作怪。《系辞》中有两句话，很能说明他们强调“恒久而不已”的目的，就是：“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乾卦中本来有这样两条：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上九，亢龙有悔。”
前一条是说：“君子”成天谨慎小心，就像黑夜里怕鬼似的警惕着，可以平安无事；后一条却相反，你如果作“亢龙”，就会后悔，就会倒霉。什么是“亢龙”呢？后面的“文言”中这么解释：“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怎么能证明这是孔子的观点呢？因为他在《系辞》中对这种观点，大加称赞。“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从他看来，“君子”如果要“身安而国可保”，就要“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知进而不知退的“亢龙”，却千万当不得。
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得与丧，进与退，是矛盾的对立面。按照辩证法，矛盾的对立面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对立而又统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又可以互相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这两句话，是说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根据这个规律，要求人们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倒也不妨说他讲的是真理，是好话。
但是《周易》这部书中往往还提到另一种矛盾的对立面，就是“君子”与“小人”。这也是孔子口中所常讲的“君子”阶级——奴隶主，和“小人”阶级——奴隶。所以孔子说，“君子”如果安不忘危，就“身安而国可保”。“国”是“君子”的统治区域，归他所“保”有。孔子自己虽没有当上过一国之主，但他是一直为奴隶主服务，并且一直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讲话的；他讲安危、治乱、存亡，也都是就“君子”的立场和利害来说的。
不要小看《周易》只是一部卦书，连两仪、四象、八卦之中，也反映着阶级社会的矛盾。例如《革》这一卦，是专讲“变革”的。其中就有这样一段：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大人”同“君子”，都是奴隶主，不过有大小之分，“大人”更高一级，是大奴隶主。“大人”的变（就是行动的意思）好像老虎，比君子的“豹变”更威风，更光采而显眼，“其文炳也”，像火光似的照耀着。所以他不待占卦就变了，而且“有孚”，没有错的。这是说他有无上的权威和自由。“君子”的“豹变”，就比“虎变”差了一级，所以征凶，再变就该倒霉了；动一动就站住，倒还吉利（居贞吉）。至于“小人”呢，只能“革面”，并且是“顺以从君也”。他只能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把面孔稍稍动一动，比如张开口喘喘气，擦擦脸上的汗水，或者把愁眉苦脸变得稍稍舒展一些，止此而已。而且只能顺着主人的脸色，主人不开口大笑，奴隶就不能擅自打哈哈。因为要“顺以从君也”。
孔子的保守派观点，就是从“大人”和“君子”的立场出发的。他站在这种立场，怎么能赞同“小人”，去像“大人”和“君子”一样的“虎变”、“豹变”呢！所以从他的眼中看来，自然界最好只是寒来暑往，暑往寒来，“恒久而不已”，社会历史当然也只能按照同样的规律，“无往不复，天地际也”（《泰象》）。去了总得回来，因为天地是有限度的。即使有些小变化，也只能是循环往复，不能有质量上的根本变化。《论语》为政第二有一段对话，很能代表他这种保守观点：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所谓“世”，大约是指朝代，例如夏、殷、周，各为一“世”。如果这个计算法不错，一个朝代是好几百年，十个朝代，是好几千年，一百个朝代就是好几万年了。孔子认为夏、殷、周三个朝代的礼制变化，都相差不多，不过是加一点，减一点，没有什么根本大变化。所以他推断一百“世”——好几万年以后的变化形势，都可以知道。请看看，孔子眼中的世界历史，是个什么状态，岂不是“寂然不动”的状态么！
他这个没有变化或只有小变化的观点流毒极为深远。例如汉武帝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就发挥了他这个观点，向皇帝宣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后世的儒家“正统”派，就一直继承着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统治着两千多年的大多数知识分子。
孔子一再宣扬宿命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说他自己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十六）。可见他是个谨遵“天命”，服务于奴隶主（大人），至死都不敢违反“圣人”之言的历史传统的。这样一套立场、观点，难道还不能证明孔子是个大大的“保守派”么！
既然“君子有三畏”，那就只剩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一条路可走。这是孔子对待世界变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比孔子不过晚生几十年，却处在同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代，还有另一位学过“儒者之业”的墨子（注），就同孔子针锋相对，直接反驳过他：
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而今之鞄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
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同上）
“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这才是一个革命派的口吻。他不但认定古和今是应该有变化的，而且对古今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批判继承的简单标准，那就是“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理由是“欲善之益多也”。
《周易》是孔子奉为“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的书，但是在《系辞》中，不能不透露出这样一个客观世界的辩证法：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
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
这就等于承认“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的看法是错误的。既然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不可为典要”，人们面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就只有一个方法：“惟变所适”——掌握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实事求是”，既改造客观世界，也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就叫“惟变所适”。
注：《淮南子》要略：“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