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武则天在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女皇帝。自从1959年上海越剧团在上海、北京演出《则天皇帝》一剧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引起了讨论。以后郭沫若在《人民文学》1960年5月号上发表了《武则天》的剧本，对于武则天作了总的评价，这一问题更受到史学界的普遍注意和重视。现将1954年以来学术界有关对武则天的评价，择要综述如下。
（一）岑仲勉认为武则天毫无政绩可纪，她所规定的选拔吏才的制度很少实效。吕思勉说武则天是暴主，否认武则天能用人。
岑仲勉在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隋唐史》一书中说，撇去武则天的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纪。他认为武则天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酷吏乘时出现，陷人于罪，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非但残杀李氏宗支，还杀戮自己子孙。又“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构天堂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所费万亿，……凡此兴建”，于国计民生毫无裨益。至于她用人“务取实才真贤”，不过就姚崇等三数人而言，带有偶然性。他举出武则天所用的宰相为例，认为其中政治上绝无表现者占四分之一，无一可取者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姚璹、杨再思、薛怀义、武攸宜、武懿宗等），而且前后所任宰相七十三人，其中进士或明经出身的不过十一人。他认为武则天破格用人无异于奖励钻营，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是由于姚崇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的缘故，并不是由于武则天破格用人的结果。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思勉的遗著《隋唐五代史》一书中，说武则天是暴主。作者除了举出武则天滥刑杀人，残酷有过寻常，兴建纵侈，对外患措置乖方等罪状外，也不同意武则天能用人的说法。他说：“其实武后所用，皆昧死要利，知进而不知退之徒，如狄仁杰、魏元忠即是。次焉者益之以忿戾，如李昭德即是。下焉者谀媚容悦，以全其躯，如姚璹、娄师德、苏味道、杨再思之徒皆是。最下者则如和逢尧之负鼎，阎朝隐之为牺，不复知有人间羞耻事矣。此安足以云得才，其擢授之滥，后世斜封墨敕之原实开焉。”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
中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一文，也认为武则天轻信酷吏，大力诛锄臣下，稍有嫌疑，即遭屠杀。又大开告密之门，株连所及，陷于刑网者极众。因此当时人心惶惶，处于恐怖空气中。同时还指出垂拱三年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由雅州道攻击生羌，是一种黩武行为。
（二）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认为武则天上承贞观，下开开元之治，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越剧《则天皇帝》演出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北京市文联于1959年10月16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座谈会。会上，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一致肯定了武则天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他们认为她巩固了唐太宗的基业，从适合中小地主阶层要求的立场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政策，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唐朝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后来玄宗“开元之治”的全盛时代，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翦伯赞认为，武则天一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符合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在客观上起了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作用。说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叛逆，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功臣。武则天最重要的事业是无情地打击了当时最大的贵族世家，或者说打击了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阶级。在客观上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替后来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吕振羽认为武则天在巩固和发展祖国疆域和民族关系，密切各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和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吴晗认为，由于武则天突破了用人的地区成见和门阀观念，通过科举制度和不次用人，就在她的时代培养了许多人才，为玄宗时代准备了干部。而玄宗初期的政策，也正是武则天时代的政策。（他们的这些言论，除了见1959年第20—21期《戏剧报》外，还见于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吴晗的《灯下集》和吕振羽的《史论集》。）
武则天历来被人们非议最多的是她的私生活（男宠）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翦伯赞、吴晗等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吴晗并指出：（1）唐代的婚姻关系和宋以后不一样，女人改嫁并不是奇怪的事；（2）李家血统中有少数民族的因素，习染上某些少数民族的习俗也是很自然的；（3）武则天死时已八十二岁，说她晚年有许多男人侍候，是很荒唐的。在武则天用人做情报工作和杀人问题上，他们都认为这是为了推行其政治主张，她所侦查和诛杀的，主要是贵族地主及其党羽，并不是一般人民。
郭沫若在1960年5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武则天》剧本中，通过描写李贤、裴炎、骆宾王等谋反被破获的经过，以艺术手法，对武则天的一生行事作了总的评价，肯定了武则天在历史上的作用。通过她学习唐太宗，坚持均田制，杜绝豪强兼并，破格用人，广开言路，使生产发展，户口增加等事迹，刻画了一个为人民办事，英明有为的政治家形象。在《人民文学》同年7月号中，吴晗又发表了《谈武则天》一文，认为郭老《武则天》一剧忠实于历史。他在这篇文章中除了重申他对武则天的评价外，还举出从唐中宗起，到唐陆贽、李绛，宋洪迈，清赵翼等人，他们都很尊重武则天，对她有很高的评价。至于从骆宾王的檄文到胡应麟骂她为“牝朝”，都是不许妇女参加政治生活的论调；而王夫之骂她为“淫妪”，又是不从政治角度出发，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的站不住脚的论点。张家驹在1959年12月13日《文汇报》上的《也谈武则天》一文，反对岑仲勉认为武则天“毫无政绩可纪”的说法，认为武则天效法而且继承了太宗的事业，替“开元之治”打下基础，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对岑仲勉所提出的认为武则天荒淫、好杀、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等问题，逐点加以反驳。
（三）侯外庐吴泽等认为武则天通过选拔进士，奠定了新兴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但也指出她任用酷吏，罗织杀人的过失。
除了以上的讨论外，侯外庐在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一章中，认为在中国悠久的封建主义时代，品级性豪族地主始终有特殊势力，他们的统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通过用进士科选拔人物的制度，否定了九品中正制，选拔所谓“优秀分子”参加“品级联合”的封建政权，奠定了庶族地主在政治地位上的优势。同时，他还认为玄宗的统治，基本上还是顺着武则天的政策的。不过他在第五章中，又引当时谚语，说明武则天任官之滥；又说在武则天统治下，不止是唐室旧臣，并且有大批新贵，多是以不必有的罪名致死的。吴泽在1959年12月6日《文汇报》的《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不计门第，破格用人，任用酷吏打击世族，维护新兴地主政权，维护中央集权，对人民有利，对社会发展有利。他并举出从高宗永徽三年（652）到武则天神龙二年（707）人口从三百八十万户增到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余户这一事实，证明当时在武则天统治下，社会安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他也举出武则天后期的弊政，如在平定叛乱中和酷吏残暴下，人民受到不少祸害；为了联络僧侣地主，大建佛寺，府藏为之耗竭等。但他认为这不是主要部分，以此否定全面是错误的。至于武则天个人生活上豪侈淫秽问题，他认为这不应该作为评价封建帝王的标准。陈寅恪在1954年第一期《历史研究》《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认为武则天“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者也”。又认为武则天混合李武两家的势力为一个集团，在高祖到玄宗这一段文治武功极盛的时期，就是这个集团居最高统治地位的时期。所以他认为武则天虽有不少重大过失，但在历史上实有进步之意义。
关于武则天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学界正在作进一步研究、探讨。（中华书局通讯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