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历代对伯夷叔齐的评论
　　冯其庸
自从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上饿死以来，在三千年的历史长流中，他们不知受到了多少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文学家的齐声赞美。其中，领头歌颂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孔老夫子。他对着他的学生们再三再四地歌颂伯夷、叔齐。说他们“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说他们“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说他们“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说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总而言之，在孔子看来，伯夷、叔齐者，“古之贤人也”！后起的孟子，是孔子的嫡派，自然也对他们赞美备至。伯夷、叔齐的死，离开孔子和孟子的时代已经将近六、七百年了，为什么这两位“圣人”老是惦记着他们呢？马克思曾经说过，“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斗争”（《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孔子和孟子对伯夷、叔齐的歌颂，都是为了斗争，为了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孔、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时代。孔子和孟子都是贵族的后裔而没落为“士”的。他们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而同时对他们又有一定的矛盾，自然他们与当时的被剥削阶级有着更大的距离。因此，一方面他们对统治阶级有着不满，而另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又与统治阶级有着很深的联系。我们又知道，在孔、孟的政治理想中，有着很为明显的复古思想。由此看来，他们那样热烈地赞扬伯夷、叔齐就不为无因了：伯夷、叔齐一方面不满于纣王的暴政，“不立于恶人之朝”，对纣王表示了不合作；另方面又反对人民起来革命，对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采取了不合作态度。这样的行径是颇合于中间阶层的“士”的思想的。显然，孔、孟对于伯夷、叔齐的评论，是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密切相联系的。
孔子和孟子在历史上是“权威”评论家，所以卓越如司马迁，也不能不受到他们的传统观点的束缚。司马迁在他所写的《伯夷列传》中，表现了与孔、孟同样的看法。然而他在这篇评传中，却在另一方面对孔、孟提出了反驳。司马迁说：“孔子曰：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逸）诗，可异焉。”孔子说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丝毫也没有什么怨气，但司马迁看了伯夷的诗句，却觉得与孔老夫子所说的不一样。这里，司马迁不是在对孔子表示怀疑了吗？接着司马迁就援引伯夷、叔齐的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这句话是对当时以周武王为领导的奴隶大革命的恶毒的咒骂——笔者），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这句话是不满现实，想回复到传说中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去——笔者）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然后司马迁质问道：“由此观之，怨耶非耶？”这个反驳确实是有力的。不过，太史公的揭发伯夷肚子里的那股实质上是反动的“怨气”，并不是无所为而为的，归根到底，仍然是为了“赞美新斗争”，为了好借此发泄他自己的满腹怨气。我们知道，司马迁为了李陵的案件，曾惨遭了统治者加于他的腐刑。因此，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可见他对统治者的怨气是多么深啊！宋代的朱熹看出了司马迁在与孔子闹别扭，却没有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他说：“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也。”（见《杨升庵全集》卷四十七《伯夷传》引朱熹语）被称为“儒教叛徒”并为统治阶级通缉以至杀害的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他一眼就看出了司马迁的心胸。他在他的《李氏焚书》卷五读史栏的《伯夷传》中，针对着朱熹的话说：“卓吾子曰：何怨是夫子说，是怨是司马子长说，翻不怨以为怨，文为至精至妙也。何以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薇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此怨曷可少也。今学者唯不敢怨，故不成事。”我们在这里看他大加赞赏司马迁的“翻不怨以为怨”，而且还批评与他同时代的读书人就是因为不敢怨，故成不了气候。这种论调，对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大有奋身挑战之概，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同司马迁一样，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为了斗争，“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它们的名字”（马克思），可是却找错了对象。他们不了解这一对难兄难弟所反对的，是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是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而与他们自己所不满或所反对的政权，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因此，他们错误地肯定和赞扬了伯夷。然而这一个错误，并不是司马迁和李卓吾偶一不慎，归根到底，还是与他们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和封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现在，该说到韩愈的《伯夷颂》了。如果说孔、孟把夷、齐捧到了圣人的地位，那末韩愈更是把他们捧到了超圣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说司马迁记叙并肯定了他叩马而谏的史实，那末韩愈更是极端地歌颂了他这种反对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反动行为。韩愈在这篇文章中所歌颂的，扼要点说，就是那种“不顾人之是非”，“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反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他一方面承认武王和周公都是圣人，他们所领导的伐纣战争是正义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但另方面又认为宁可饿死也不肯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里来的伯夷、叔齐更是超圣人的圣人，而且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伟大，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坚决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地反对武王革命。韩愈在这里使用的纯粹是一种诡辩术，而他的思想则是极端反动的。韩愈对伯夷的歌颂，正是他的反动世界观的表露。
上面我们检查了从孔子到李卓吾的六位封建时代的“权威”评论家对伯夷、叔齐的评论，结论是：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对伯夷、叔齐作了歌颂。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彻底否定伯夷、叔齐么？有的，但他们并不是什么“权威”评论家，而是劳动人民。谯周《古史考》中说：“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见清孙星衍编《平津馆丛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彻底批判伯夷、叔齐的，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劳动人民的代表人物。她指着伯夷、叔齐说：你们不是不屑吃人民的小米么？那末这野菜也是人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
第二个批判伯夷、叔齐的，是元代流传下来的《武王伐纣平话》的作者们。平话在描写了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以后，就用两首诗对伯夷、叔齐作了评论。其一：“让匪巢由义亦乖，不知天命匹夫灾；将图暴虐诚能阻？何是（事）崎岖助纣来。”其二：“孤竹齐夷耻战争，望尘遮道请休兵；首阳山倒有平地，应是无人说姓名。”请看，平话的作者竟对伯夷、叔齐这两位被孔、孟推尊为圣贤的人，直截了当地把他们叫作不知天命的匹夫，说他们是助纣为虐，说他们反对伐纣的战争，只有请他们到首阳山去。这又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由此可见，人民的眼睛千真万确是雪亮的。
我的知识浅陋，对过去批判过伯夷、叔齐的，仅仅知道这两者。
或曰：不是有人说宋代的王安石写过批判伯夷的文章的么？（见1961年1月14日光明日报曹思彬的《古人怎样评论伯夷》，又见1960年12月27日羊城晚报同一作者的《王安石不颂伯夷》）这纯粹是出于误解。王安石歌颂伯夷则有之，否定伯夷则连影子也没有。王安石评论到伯夷的文章，一共有两篇。一篇是《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三《论议》部的《伯夷》，这就是曹文引作根据的文章，另一篇是卷六十四《论议》部的《三圣人》。在《伯夷》一文里，王安石主要是根据孔、孟对伯夷的评论，反驳司马迁和韩愈。他说，关于伯夷、叔齐的事迹，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贤”已经“辩之、甚详而明”了。他们都没有提到伯夷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不食周粟，作采薇之歌等事迹，因此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所写的这些事迹，是缺乏根据的。而韩愈不加考查地根据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大肆颂扬伯夷的叩马而谏和不食周粟，竟说
“微（没有）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韩愈的这种看法，是大错而特错的，是“大不然也”！平心而论，王安石针对韩愈的这种谬论加以驳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乎是一种卓识。按照王安石的看法，伯夷、叔齐是不满于纣王的暴政的，他们曾经想投奔到武王的父亲西伯那里去，但是当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可能活在世上了。另外，王安石还认为伯夷、叔齐既然反对纣王的暴政而倾向于西伯，那末，如果伯夷还活着的话，他就决不可能反对武王伐纣而只可能像太公一样赞助武王伐纣，说不定他的功业还不会比太公差。我们且不去考证伯夷、叔齐的寿考，也并不认为王安石的这种推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上述文章的内容来看，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王安石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孟子”对伯夷的评论，更不能认为王安石“否定伯夷”。
当然，王安石之所以要跟司马迁、韩愈打这场笔墨官司，并不是为了舞文弄墨，同样是为了“赞美新斗争”。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北宋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一生致力于改革政治，推行新法。从现实斗争出发，他必须把这尊人们用来作为反对政治改革的偶像，改造成一尊赞成政治改革的偶像。因此，王安石所肯定的伯夷，实质上是经过他改装过的对政治改革抱积极态度的伯夷，而不是那个历史上叩马而谏，不食周粟的伯夷。王安石和韩愈虽然都赞颂伯夷，但是他们是从相反的观点来作这种赞颂的。这一点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上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曲折的反映。不同阶级的人们，都会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政治斗争出发，利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进行政治斗争。要科学地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们，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些进步的史学家和劳动人民，他们可以在某些方面接近于真理，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只有立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之上，才能够穿过雾锁云封的历史崇岭，使从前一切看不清楚的东西，现在都可以看清楚了。在历史人物的分析方面，毛泽东同志给我们作出了卓越的典范，他揭穿了被无数的颂词重重地掩封起来的伯夷、叔齐的真面目，对伯夷、叔齐作出了真正的千秋定评。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9页）毛泽东同志从当时人民的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指出伯夷是站在反对当时革命的立场上的，是历史的逆流。这个分析使广大人民得以正确地认识了伯夷的真面目，从而使三千年来的争论得到了最后的最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对伯夷的批判，更是为了“新斗争”，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同志通过对伯夷的批判，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我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想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即“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思想的反动实质，并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出路。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批判，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同时，他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古为今用”的典型范例，使我们从这里学习到如何运用历史遗产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