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去来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山西通讯

　　灾区去来
　　苗风
夜。火车向晋南平原前进，车窗上像涂了一层厚厚的黑漆。远方，一簇簇闪烁着光芒的电灯，像天空的星群一样。故乡的山川河流啊，多年来，特别是在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连续两年特大的自然灾害，一年零两个月雨雪不透，又给你带来多大的创伤！我简直耐不到天明。隔窗凝望着漆黑的夜，回忆起老人们讲述过的光绪三年遭旱灾的情景。
光绪三年的春天，旱象刚一露头，庄户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爬起来。可是在老天爷面前，庄户人有什么能耐？他们头顶草圈，赤脚光膀，几步一叩头，爬到姑射山下的龙祠，烧香、叩头、祈祷、许愿，哀求龙王爷和水母娘娘可怜可怜庄户人。可是，酷夏来临，土地的裂缝越来越大，庄稼越来越黄；不顾黎民百姓死活的官府衙门、地主老爷、粮店老板，把粮价由吊把钱一石抬高到六十多吊，天灾和人祸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
庄户人把树皮剥光了，草根挖尽了，眼巴巴地盼望秋季有点收成，可是又落空了。抢劫、凶杀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父母易子而食，有的甚至杀食自己的孩子……到了光绪六年，临汾县的十八万人，仅仅留下七万多人了。
我生长在汾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庄里，从我记事以后，每年总有几家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来逃荒。一人一个破碗，一根打狗棍，挨门乞讨，反复诉说自己的不幸。有的幸运的灾民，找到一个柴禾窝或牲口棚住下来。严寒的冬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儿女赤条条地爬到场院的角落里晒太阳，他们的头缩在肩膀里，下巴壳颤抖着……春天，这些外乡人就没明没夜地给东家劳动起来。…………
火车一站一站地前进着，历史一段一段地过去了。我坚信，故乡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一定变得更美丽了，就像一幅巨大的图画，越画越细，越画越美……但是特大的自然灾害，又像一瓶墨汁倒在图画上一样，多么使人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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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火车，我就到了临汾县委会。
县委会里静悄悄的，许多门上都上着锁。正在纳闷的时候，县委会办公室主任刘玉亭同志出来了。
刘玉亭同志告诉我，县委书记们和大部分干部都下到公社去了，同省、地委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去帮助社员安排生活。据他了解，全县大部分食堂都把口粮和蔬菜安排到夏收了。副业生产、麦田管理、春季生产等工作，也都作了安排。绝大部分社员对生产度荒信心很足，他们不仅要度过灾荒，而且要尽量把日子过好。
刘玉亭同志若有所思地，指着办公桌玻璃板下面的一张临汾县水利建设图说：“有了党的领导，天是塌不了。但是这样大的灾害，要是放在前几年，日子就要难过得多啊！在抗旱的时候，全县四十万人民，在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在一定限度内控制了自然，并且尽最大可能改造了自然。”他指着地图上的许多小黑点说：“你看，东山脚下，这几个公社统一规划修了千眼井群，省里调来了一部分抽水机，使一部分旱田变成了水田；这是新建的涝洰河水库，蓄水六百万立方；在西山脚下，新修了两条水渠——七一渠和跃进渠。七一渠水源在霍县，穿过原来的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汾城，一直浇到新绛县；跃进渠水源在临汾龙祠，同七一渠如同两姊妹；龙祠人民公社已经完工的六七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已经开始发电了……，临汾耕地面积一百二十四万亩，原来水地只有七万多亩，现在水地面积已扩大到四十二万亩，保证灌溉的面积达到二十八万亩了。”
最后，刘玉亭同志笑着说：“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到处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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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我同县委会朱文华同志赶到史村公社丁村生产队了。
村口，碰到了生产队支部书记丁天朗同志和县委下放到这里的干部成鸿娥同志。丁天朗同志满身石灰粉，迎上来说，最近队里的冬麦该浇的浇了，该耙的耙了，因为得空，帮助几个运输队员家粉刷粉刷墙壁，糊一糊顶棚。他要成鸿娥同志先领我们到生产队办公室休息。
一会儿工夫，开饭了。饭厅里传出了欢快而响亮的谈笑声。
社员们有的一家一桌，也有几个对脾气的老头、老太太和娃儿们凑成一桌的。七十岁的韩天官同小孙孙们互让馒头；刘珍珠把自己碗里的枣儿拣给婆母，婆母又拣给两个孙子；几个白发白须的老头边吃边谈着什么，有时还发出“咯咯”的笑声……
丁天朗、丁茂森和成鸿娥同志边吃饭边给我介绍了这个生产队遭灾和抗灾的情况。
这个生产队连续两年受灾，全队1959年两季总产量三十七万多斤，1960年总产量只有二十五万斤。丁天朗同志说：“我们抗灾的经验，就是生产上早作准备，生活上细水长流。”
1960年春天，他们一听到可能干旱的天气预报，支部就在社员中间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抓集体生产的同时，号召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在抓食堂蔬菜生产的同时，还在炊事员中间经常进行节约教育。
在最干旱的时候，党支部领导社员开展了龙口夺食的斗争。把用于食堂机械化的锅驼机调到田间抽水；年轻力壮的男女社员，一人一副桶担，把几十丈深的井水担到地里；有些老、弱、儿童也拿着水罐、水壶参加浇灌斗争。他们的口号是：浇一垅是一垅，浇一亩是一亩。共产党员、妇女队长刘珍珠，共青团员、刘胡兰突击队长王如兰，她们一天打破过九十担的纪录！肩膀压肿了，脚板磨破了，支部决定让她们休息，她们却悄悄地在月光下担起水来……
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全队除收获了二十五万斤粮食，社员自留地里平均每人还收获了二十六斤粮食；食堂十多亩菜园地收了西红柿、大白菜、萝卜、各种瓜二十三万多斤；另外还收获红枣四万多斤。
炊事员想了很多节约办法，粮食用得细，菜也摘得细，吃了茄子瓤、晒了茄子皮，吃了白菜叶，腌了白菜根。由于食堂经常注意粗细搭配、粗粮细作，社员吃得好吃得省，食堂里还节约了粮食。炊事员狄桂芬、阎桃英说得好：“办食堂和一家一户过日子一样。生产的人就像个耙子，一个劲儿往家耙，耙得越多越好；做饭的人像个筛子，筛得越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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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生产队办公室里挤了许多人，他们个个红光满面，笑容可掬。外号叫“管得宽”的丁贵同老大爷用长辈的口气问道：“天朗，茂森，‘亲戚’对咱的饭菜有啥意见吗？”老人更凑近一点，拉着我的手说：“我已经是七十五的人啦，算是经过三个朝代，在从前不要说遇上这灾年，就是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庄户人就该吊嘴啦！说来说去，咱毛主席可把老百姓圪里圪拉的心都操到啦，咱庄户人再不会受治啦！”
房子里立时活跃起来，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要不成立公社，1959年的灾荒就够受。”有的说：“要不是成立公社、办食堂，大家有了靠山心又齐，早就各顾各了。”还有的说：“过去遇上这天年，非丢骨尸不可。”王如兰说：“1958年我妈病死以后，留下我们姊妹四个，我不会做饭，一看见米面就哭；要是在解放以前，再遇到灾年，我们姊妹四个还不得一人一根讨吃棍呀！”刘珍珠突然用双手盖住了自己的脸，什么也没有说，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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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特意访问了刘珍珠。原来这个二十八岁的妇女、两个孩子的母亲、中国共产党党员、抗灾中的积极分子，像中国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有过最不幸的遭遇，走过最艰难的道路。
刘珍珠原籍河南人，在她十岁那年
（民国三十二年），她的家乡遭了灾，从幼丧母的刘珍珠跟着父亲流落乞讨。不知逃到什么地方，父亲饿得不能动了，把珍珠交给一个人贩子，父亲有气没力地摸着珍珠的头说：“孩子，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早死的娘，可是谁让咱穷人遇上灾年呢！”珍珠爬在爹怀里哭得死去活来。
刘珍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被领到丁村来，卖给一个四十来岁的木匠做童养媳。木匠因为穷，尽在又瘦又弱的珍珠身上出气。解放以后，刘珍珠在土改斗争中参加了青年团，解除了不合理的婚约，分了房子分了土地，成立了新的家庭。公社化成立食堂以后，工作和家务劳动的矛盾解决了，婆媳更和睦了……
刘珍珠说：“我最懂得什么是遭灾，我也最懂得为什么现在灾年没灾，我一想起这些，我的心都在发抖啊！”
坐在珍珠怀里的两个孩子，搬开妈妈的手问：“妈妈，为什么哭呢？”珍珠紧紧地搂着他们说：“孩子，你们不会懂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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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四天的时间，我走马观花地访问了故乡，赶了两个农村集市，参观了两个公社的水电建设，还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工厂……结了冰的汾河，像一条玉色的丝带，由北向南弯弯曲曲地飘了开去，汾河两岸黑油油的冬麦复盖着大地。公路上的车辆来来往往，浇冬麦的人扛着铁锹在田垅上跳来跳去，人们为了争取来年有较好的收成进行着一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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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火车沿南同蒲线向北疾驶，我恋恋不舍地向车外探望。远方那一簇簇闪烁着光芒的电灯，犹如天空的星群。
故乡确像一幅美丽的巨大的图画，特大的自然灾害也恰似一瓶墨汁倒在图画上，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公社的社员，没有为这一挫折悲伤和不安，他们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这支巨大的画笔，利用了图画上的墨迹画出了更多的粮食，画出了更多的庄稼，画出了更多的河流，更画出党领导下的新型农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钢铁般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