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剧应作历史研究和阶级分析——谈越剧《双烈记》和《金山战鼓》的改编和创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写历史剧应作历史研究和阶级分析
——谈越剧《双烈记》和《金山战鼓》的改编和创作 胡野檎
上海越剧院在前年写了一个《双烈记》，去年又写了一个《金山战鼓》。这两个剧本的内容是采用同一个历史题材，写南宋韩世忠和梁红玉的抗金故事；这两个时期的创作要求也抱同一个愿望，既能古为今用，又能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可是这两个剧目的演出效果，却完全不同：《双烈记》受了批评，《金山战鼓》获得鼓励。为什么同一个题材，同一个愿望，竟会有相反的结果？这就给作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带来了经验教训。
《双烈记》的失败
《双烈记》是根据明朝张四维原作改编的。作者打算改编它，那还是在1956年。那年，剧院试图从各个方面突破越剧的表演题材，特别想塑造几个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于是对它发生了兴趣。
作者本想凭《双烈记》原著的框框，来体现出这种创作意图，可是怎么样也结构不出一个满意的故事来。于是开辟另一条路，想把黄天荡一役的主要矛盾放在韩世忠与主和派的斗争中：但是，感到这与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不符，又直摇头。据宋史记载：赵构在那时虽一味逃命，可是黄天荡一役，赵构还下诏想“御驾亲征”，曾经是支持的。这样，作者又被历史的某些假象所迷惑了，另一条路又迈不开步子了；因此，《双烈记》的改编就拖下来。
到1959年，剧院集中所有编剧和主要业务骨干又来动手改编了。可是，作者对《双烈记》里的韩世忠与梁红玉，缺乏认真的历史研究，只根据原著的结构作主观的设想，于是越设想越觉得这两人身上有一种很可贵的“风格”，而且这种
“风格”可以塑造得非常高尚。譬如原著者在黄天荡一役的作战过程中，不断刻划梁红玉的性格和行动，向韩世忠脸上抹灰：像金兀术败入黄天荡，韩世忠得意忘形，只“传令把住港口”，梁红玉一再劝他不要轻敌，叫他抓紧时机督军作战，捉拿金兀术，他反而逼梁红玉陪着他去巡哨，饮酒，赏雪景。……原著者这样丑化韩世忠，改编者却认为这些情节，可以设想为他们夫妻之间，在艰苦的战斗中，还那样严格的相互鞭策，“风格”很高。又如黄天荡一役后，原著者用虚构梁红玉弹劾韩世忠的情节，来掩盖南宋封建统治阶级在对抗侵略中的妥协投降的本质，以及在黄天荡一役中怕金兵“回戈冲突”，因此拥兵观望的历史事实，硬把这个历史上的一次辉煌战绩，说成是抗金将士的“缓兵纵敌”，是一次失败。改编者认为这些情节，可以设想为韩世忠在朝廷没有一兵一卒支援的情况下，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打烂了敌人，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未能全歼，总觉得这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对不起朝廷和天下黎民，因此不但不请功，相反，梁红玉还主动去弹劾自己丈夫。韩世忠一面送妻子去弹劾自己，一面渡江乘胜追击敌人。并认为这样的英雄气概多足，这两人的“风格”多么可贵。
于是作者们满腔热情地就集中全力来塑造这两个爱国主义的、有很高“风格”的英雄形象；于是矛盾一直在两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冲突中展开着。这样，韩世忠八千将士拦击十万金兵的黄天荡一役的主要矛盾，不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民族矛盾了，也没有随着这个民族矛盾而来的抗金与逃跑妥协的阶级矛盾了；黄天荡一役的主要矛盾变成梁红玉的“不废公义”和韩世忠的“骄酣不省”之间的斗争了。这不仅违背了历史真实，而且歪曲了历史英雄人物形象。
作者们上了明朝张四维的当，中了《双烈记》的圈套。《双烈记》的改编失败了。
《金山战鼓》的创作
《双烈记》失败了，如何对待失败了的《双烈记》，剧院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带着失败的埋怨情绪，推开《双烈记》不敢再碰了；一种是认为接受批评的最诚恳的态度，扭转失败情绪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要严肃对待改编中所暴露的问题，但也不能只是把教训等到今后或用到别的创作中才去接受，而必须振作精神，再接再厉，在改好《双烈记》的继续创作中，提高思想，接受教训。
作者把这次改编的《双烈记》，取名为《金山战鼓》。一是表示自己跳出原著框框重新创作的战斗决心，二是先抓住南宋建炎年间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时代特点。这就牵连到《双烈记》的主要教训到底在哪里？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具体创作活动中到底怎么样掌握？在这两个问题的推动和领导的启发下，作者又认真的研究院内外对《双烈记》的所有意见，在研究意见中，作者渐渐认定《双烈记》的主要教训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关键，是在必须掌握历史资料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说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历史。可是，改编《双烈记》，却只翻一下与这个题材和自己设想有某些关系的资料，而对那个时期的整个历史情况和时代背景有关的各种资料，却不能耐心的阅读，认真的研究；因此也就无法对所要描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看法和评价了。所以，《金山战鼓》的作者，首先端正了这种态度，认真阅读南宋那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资料。
这样，作者就看到1127年到1130年之中的人民的动态。那时，宋朝的很多将领，往往在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向西北、江淮和浙江等地“招安”和“招募”所谓“盗贼”与“乱民”；一招不是“数千之众”就是“数万之众”。这种情况在歌颂赵构的《中兴小记》里，几乎每个月都有记载。从赵构到每个将帅都干过这种事，不过有的称为“招安盗贼乱民”，有的称为“招募四方义军”罢了，而且宋军的很多将帅是直接从民间“募民出财助军费”的。
这反映着人民是无穷无尽的向宋室提供了兵源和财物，反映着人民前仆后继的抗金意志。这些由宋朝御用文人所记载的资料，使作者孕育了一个坚定的看法：如果说南宋是我国历史上最屈辱的时代，那只能指南宋封建王朝而言，对南宋人民及其坚持抗战的将士来说，却是一个非常英雄的时代。这也应该是南宋的主要时代特点。因此，像黄天荡这样一次战斗，而且又是处在金兀术“入平江，纵火焚掠，死者五十万”（《宋史记事本末》）的血海深仇，激怒江南人民的时候，能在歌颂主要人物的同时，不歌颂与抗敌将士同生死共患难、不断向抗敌将士输送人力物力的人民群众吗？没有江南人民的支援，韩世忠在黄天荡一役中所使用的大战舰、大战舰上新型的大铁梗和大铁钩是从哪里来的？上海近郊青龙镇边韩军将士喝下的酒瓶，又怎么能堆成一个“酒瓶山”？所以，《金山战鼓》就是从人民抗金的不屈意志中开始，来描写韩世忠明放花灯暗渡长江的英雄气概。在朝廷拒绝发兵，梁红玉空手而归的路途中，又描写了人民向黄天荡坚持四十多天战斗的抗金将士输送人马军粮的情景。但是，民族英雄本身就代表了人民，是否还要花费这些笔墨？花了这些笔墨，是否把人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写得“太高”了？作者认为：写民族英雄的同时，是否要写人民群众，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绝对化。主张一定要写未必全对，主张一定不能写也未必正确；还是要从具体历史题材出发。像南宋黄天荡一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只有写出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力量，才能显出南宋的时代特点。像韩世忠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只有写出他有人民群众作依靠和支持，才能使他的英雄形象更有光彩，因为韩世忠与金兵作战中，几次以寡敌众，几次打得精光，几次在江淮地区的人民群众中恢复兵力，是历史事实。至于人民群众在外族的烧杀掳掠中，同仇敌忾，是否“把古代人民的觉悟水平写得太高”了？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分析；如果为了写古代人民的历史局限性，连古代人民的爱国行动、民族气节、阶级仇恨也不敢写了，那也违背历史事实。
作者在研究历史资料中，解决了《金山战鼓》中应不应该写人民群众的问题后，就摸索赵构的形象问题。
观众对《双烈记》的批评是“放过了对妥协投降的南宋王朝的揭发”。作者原先认为这是对这个朝廷的本质而言。就是说黄天荡一仗的前后，虽然南宋朝廷还没有公开向金方乞和，但也不能在这个戏上拘泥于当时赵构对黄天荡一役有“御驾亲征”之意，而放过他一生屈辱乞和的本质的揭发。可是，一生的本质与当时某个时候的历史事实不同，这又怎么具体掌握呢？还是再认真的研究一下历史。
一认真就发现过去读历史资料，是心急慌忙的东看一句，西翻一段；有时是去两头摘中间。原来就在黄天荡一仗的前后，赵构已有屈辱求和的行动；问题是在这条路上，他几次都没有行得通。如建炎二年（1128年）三月，赵构逃到扬州，金兵准备攻两淮地区，赵构惊慌，企图通过高丽作中间人向金邦议和。“刑部尚书杨应诚等奉使至高丽，丁卯，见国王楷，传圣言；借道以达金国。”结果是高丽君臣“畏金人之强，坚不肯假道。……应诚等不得已遂回”（《中兴小记》）。正当赵构要求高丽从中牵线，向金邦讲和时：“东京留守宗泽病”，诸将杨进等一再抗疏请他还京，甚至还向赵构担保：“臣若误国，一子三孙，甘受显戮”（《中兴小记》）。抗金将帅们宁灭五族来担保赵构的安全，望他还京杀敌，可是他不去，却在等待杨应诚等出使高丽的议和消息。又如建炎三年五月，在黄天荡一役的前半年，赵构由镇江逃往建康，金兵将大举南下，淮河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准备迎敌，即所谓“啸聚淮上”的“群盗”，后来受了张浚的招抚，守在高邮，与金兵针锋相对；而赵构在那时却“择人使金”，派“礼部尚礼洪皓，奉使大金军前，以明州观察使龚?之”（《中兴小记》）。但这次议和没有下文，这两人转到太原后也不知下落。两年之中，赵构居然两次派大臣去打通乞和的门路，可见他乞和之心很切。而且，竟会要求第三国出面作媒介；为了苟安，已不管丧权辱国的羞耻。因此，赵构就是在黄天荡一役的那个时期，也是一个主和派；问题是金邦没有把赵构当一回事，于是两次行动都打不开议和门路。所谓“赵构在那个时候还是主张抗金”的看法，那是被某些历史假象所迷惑了。“黄天荡一战，赵构还有御驾亲征之意，是支持的”论断，就是历史假象中的最主要的一个。这次，作者仔细阅读历史资料，发现过去只粗枝大叶的读了某句话，模糊了历史真相；事实是历史上虽然有左仆射吕颐浩和参知政事王绹请赵构遣兵策应韩世忠“下诏亲征”，赵构也的确“下诏亲征”了。但还有下文，这下文是“中丞赵鼎以为平江残破最酷，人心不乐是行”，于是几句话就吓得赵构既不“御驾亲征”，也不派一兵一卒“与世忠夹击”或“策应世忠”了。所以，赵构在黄天荡一役中“想御驾亲征”，或“是支持的”，完全没有这个事实。事实是他怕金兀术在建康“未退”，怕金兵“回戈冲突”，于是撕毁“亲征”的诺言，而对黄天荡一役采取拥兵观望的态度。在这个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作者把要求赵构“遣兵与世忠夹击”或“命锐兵策应世忠”，于黄天荡“擒乌珠”创造奇迹的主角，由梁红玉上京殿去代替当时的吕颐浩和王绹了。因此，《金山战鼓》有梁红玉上越州请兵与主和派论争的一场戏。论争对象，当时的赵鼎，和黄天荡一役前两次派出乞和的使臣杨应诚、洪皓、龚?等人，都被集中在黄天荡一役的两年后去金营议和的魏良臣身上了。于是，又产生《金山战鼓》第三场中，韩世忠要打击金兵，魏良臣却“奉圣命使金营”，要去打通议和门路的冲突激烈的场面。
最后是研究黄天荡一役的历史事件和韩世忠这个历史人物。《双烈记》把黄天荡的辉煌战绩写得暗淡无光，将韩世忠写成“缓兵纵敌”的将帅，这是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何作出正确的评价问题。当时作者没有从历史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因此对黄天荡一仗没有全歼金兵活捉金兀术，总感到很惋惜；对历史事件不作历史分析，而从主观的惋惜情绪去写，这样就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写得没有光彩了。于是，作者在写《金山战鼓》时，重温了黄天荡战役的过程。
赵构的逃跑，不仅招来了金兵攻下两淮，横扫长江南北，屠杀了扬州、平江、明州等城的百姓达一百多万；而且影响到淮河长江一带的宋室将领，有的拥兵观望，有的弃城逃窜或开城投降。而韩世忠却在赵构又准备从温州逃向福州，金兀术胜利北返的时候，敢以八千人马“拦江邀战”，先在金山江面“世忠力战，妻梁氏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俘获甚众，擒兀术之婿龙虎大王。兀术惧，请尽归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许；复益以名马，也不许。遂自镇江泝流西上，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将至黄天荡，兀术窘甚”（《宋史记事本末》）。后金将孛堇太一从潍州引大军来援，“孛堇太一军江北，兀术军江南”，夹击韩世忠。韩世忠被夹在长江，而且在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在“敌众百万”的包围圈里，与金兀术十万精兵相持在黄天荡达四十八天，又一次打得“兀术穷蹙，求会晤，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二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又数日”，兀术又被打得“求再会”，因为“出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术亟驰去”。于是，最后决战。这一战，韩世忠八千将士虽然大部伤亡，但金兀术逃到合肥也溃不成军。韩世忠不愧是个爱国将帅，民族英雄。黄天荡一役，奠定南宋半壁江山的基础。作者感到《金山战鼓》里的黄天荡一役，不仅要写出侵略者的失败和韩世忠八千将士的坚决斗志，昂扬士气；而且应该在不超越历史范围和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尽可能作艺术上的加工，夸张和虚构，突出韩世忠的英雄形象，热情的歌颂。这样，作者就根据金兀术在黄天荡作战中又讨饶又威胁的三次会谈，根据赵构两次派大臣向金邦寻找求和门路而对黄天荡一战袖手观望不发一兵一草的史实，把韩世忠写成“一肩担着违拗圣命，一肩担着十万金兵”的人物。于是，整个戏除了揭示民族矛盾这条主线外，又贯穿了一条反妥协投降的副线。在这两个矛盾冲突的焦点，塑造韩世忠和梁红玉的英雄形象和评价黄天荡一役的历史作用。所以，《金山战鼓》一直到最后一场戏，还紧紧围绕着这两个矛盾的焦点，刻划着韩世忠的性格和气质：韩世忠已阻敌四十多天了，八千将士的身上都刀痕累累：金邦不断在江北岸增援兵力来策应金兀术突围，已成瓮中之鳖的金兀术数万大军开始蠢蠢欲动，梁红玉请兵未归反传来朝廷派魏良臣向金邦探索议和的消息，战场上的将士们等待着韩世忠的决心。那时，韩世忠愿挑十万金兵、敢负违拗君命的罪名，一面率将士跪地写奏表，诉说杀敌决心，一面主动发起攻击，打烂敌人，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必胜的信念，使戏得到较好的结尾。
几点体会
因为作者在创作历史剧中，作了历史研究和阶级分析，所以，《金山战鼓》虽然还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如赵构确是个主和派，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求和无路，既怕战又怕不战，内心的矛盾是很复杂的，行动的表现是很曲折的，但作者在揭露赵构的精神世界时还有些简单化。又如黄天荡一战，韩世忠是处在金兵百万的“夹击之势”中与金兀术十万之众相持四十八天，这种气势还看不出来。如这一战，韩世忠以寡敌众的英雄行动，曾鼓舞了抗金将领前来主动配合，在“兀术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时，“岳飞设伏牛头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营中，扰之，金兵惊，自相攻击；兀术次龙湾，岳飞以骑兵三百，步兵三千，邀击于新城，大破之，兀术逃窜，会挞懒自潍州遣孛堇太一引兵来援，兀术乃复引还，欲北渡，即与世忠相持于黄天荡。岳飞被调回”（《宋史记事本末》）。这种情况却没有侧面反映。因此，韩世忠并不孤立，和朝廷压制抗敌将士主动策应韩世忠的情况，也就反映不出来。又如还有些脱离当时历史条件的现代语。尽管如此，但观众仍然给予我们很大鼓励。说《金山战鼓》“反映了时代特点，写出了侵略者的凶恶面目，写出了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也写出了人民坚持反侵略和不可侮的性格，同时它也正确的表演了黄天荡一役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也正确描写了人民群众在反抗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金山战鼓》有一个较好的基础了。《金山战鼓》所以能从《双烈记》的失败中站起来，我们有这样几条体会：
一、要经常鼓励和督促作者自觉的、认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和深入实际斗争生活。作者有了思想武装，才能正确的解剖历史和现实生活，抓住本质和主流。
二、写历史剧，必须认真研究历史资料，必须在正确认识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抓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有哪些地方对今天的群众还有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就大胆的进行艺术想像，加工提高。要达到这一点，主要关键在作者能否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
三、作者被现实生活所激动而去选定历史题材，这是正常的；但千万不能把历史题材生硬的去套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只要能正确的分析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本质和特点，能正确反映时代和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以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就能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
四、一个剧目失败了，满怀信心的再来；就在这个失败的剧目上接受教训，赋予新的生命，让它活转来，这才是最好的接受批评的态度。
五、剧本初步成功了，那更需要总结经验教训，更需要广泛倾听意见，更需要进一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抓紧加工提高。
六、领导千万不要对某一创作，简单的向作者去灌输一种什么“意图”，应该在作者独立思考、个人钻研的基础上去帮助他打开思路，往高处引导。领导还是多抓政治，多抓思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