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在我国舞台上出现了一批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新编历史剧，它们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因而引起了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戏剧家的重视，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从去年10月开始，《上海戏剧》、《戏剧报》、《剧本》、《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了三十多篇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文章。主要集中在什么叫历史剧和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两个问题上。
我们今天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历史为题材来进行历史剧的创作。历史剧的任务不仅仅是反映客观历史的真实，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历史的真实，从中取得教育和鼓舞的作用，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于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根据什么历史材料？根据历史材料是不是就等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怎样古为今用？怎样正确估价历史人物（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包括帝王将相以及人民群众）的作用等问题，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什么叫历史剧？
沈起炜的《谈谈历史剧古为今用的两个问题》（载1960年第十期《上海戏剧》）一文，对于历史剧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能不能虚构的问题，认为“有两条似乎相反其实相成的原则。第一条，基本历史事实、重要人物及其性格，都应力求真实，变动不宜太大。第二条，为了揭露历史本质不妨更动细节，甚至虚构人物事件，但不能强添地位过于突出的人和事。”他认为“那些半真半假或假多真少的，如三国戏、杨家将之类，本是历史传说，不是严格的历史，不应与我们今天写历史戏混为一谈。我们今天造些历史传说也未尝不可，但要让它自然形成，不能在一大段历史真实的身上，加一段突出的虚构，搞得既非历史，又非历史传说。那就不太合式了。”
吴晗的《谈历史剧》（载1960年12月25日《文汇报》）一文，从杨家将一类的戏，如《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等剧，以至包公戏《秦香莲》《探阴山》等剧的人物没有根据，事实没有根据，只能称为故事剧，谈到“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认为“历史剧的任务是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吸取其中某些有益经验，对广大人民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在这一点上说，历史剧必须受历史的约束，两者是有联系的。”他说：
“成千上万的观众只问这个戏好不好，并不考虑是历史剧还是故事剧。但是勉强把故事剧算成历史剧，那就会在观众中造成混乱，把故事当成真实的历史去理解，这就不好了。”因此，他认为“不作这个区别，混淆这个区别，将会使广大人民混淆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缺乏肯定的评价，历史时期可能发生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无所区别，从而歪曲了混乱了祖国的历史，降低了历史剧的教育意义。”
赵景深的《谈历史剧的古为今用》（载1961年1月9日《文汇报》）和牛子的《从严嵩戏谈起》（载1961年1月21日《文汇报》）两文，基本上同意沈起炜和吴晗的意见。
宁富根的《塑造人民群众的形象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载1961年第二期《上海戏剧》）一文，针对沈起炜对历史剧的虚构必须遵守的两条原则，他首先不同意把史书、历史记载与历史真实的概念等同起来看。认为“中国历史社会，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一直是历代统治者以自己的政治标准、道德观念来记载历史真实的。这样的历史记载，就其实质来说，是不真实的、被歪曲了的记载。将不可靠的历史资料当作历史真实看，并以它为基础，再进行艺术加工，这样反映出来的艺术真实，当然也只能是被歪曲了的。”“其次，说艺术真实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并不等于艺术真实就得屈服于历史真实。应该看到艺术真实必须高于历史真实，有不受历史真实束缚的一面，应该充分估计到剧作家的从事艺术创作的特有的创造能力。我们应当承认剧作家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具有宽广的艺术创造的道路，而不是也不能要求剧作家去刻板地复写历史真实。历史剧的艺术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升华反映。”
杨宽的《漫谈历史剧如何反映历史真实问题》（载1960年第十二期《上海戏剧》）一文，也认为“编写历史剧和编写历史是不同的，一个是艺术创作，一个是科学研究。”他认为，“我们说历史剧必须在正确认识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塑造，并不是要求历史剧所有情节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更不是要求历史剧任何细节都要有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分析，使得历史剧能够正确反映时代的特点，正确揭示出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和特点，正确反映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正确描写出当时各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性格和特点，并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既要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又要正确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孙杰的《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及其他》（载1961年第一期《上海戏剧》）以剧作家田汉的《关汉卿》为例，认为有关关汉卿的历史资料非常少，但作者运用自己丰富的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当时历史背景和劳动人民利益出发，终于提炼并创作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出色作品。他说：“很明显，关汉卿这个
‘人’是真的，《关汉卿》中这个人的许多‘事’却不见得真或者不完全真。然而剧本还是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在选择历史事件时，不是仅只找纯粹的事实
（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有所取舍，有虚构，有想像，有创造，有夸张，目的是要使历史事实变得更真实。”孙杰认为电影剧本《林则徐》在这方面是比较出色的。
徐进的《历史剧写作中的几点体会》（载1961年第一期《上海戏剧》）一文，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从一个剧作者的角度，认为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资料，判其真伪、辨其是非的问题。根据他们改编《双烈记》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历史材料不等于历史真实，更不等于艺术真实。因而历史剧的创作可以不拘泥于某些历史细节的差异，但又必须依据历史的主要事件，揭示历史的本质，予以艺术创造。为了更好地古为今用，使主题更鲜明有力，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原则下，更改一些历史细节，我看是应当被允许的。”
孟超的《历史与历史剧》（载1961年2月11日《文汇报》）一文，认为：首先，“为历史翻案，必须具有鲜明尖锐的眼光，要有精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识与艺术手段。”
“其次，对于正史野史与历史剧、神话剧、故事剧本质上的辨别，也必须在概念上弄清楚，事实考查清楚”。他列举《封神榜》、《张羽煮海》以至《秦香莲》等不应列入历史剧之外，指出吴晗所说的《杨家将》剧，虽中间存在较多的传说部分，但的确也有某些历史的根据。认为“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窜改史实，每朝每代不乏实例，史佚而求诸野，不见得野史就不足据，那末对史实如何依靠，就存在了正史与野史之间的选择、博引、辨别、正误的问题，不然，杨业之死的事实，正史所载仅三言五语，为什么人民心目中，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对他如此深为推崇敬佩，而流传久远，至今不衰呢？”他说：
“我并不想推翻一切正史，也不是对野史一概深信不疑，但这中间的确是存在了一个细致的问题，有待于我们深加考虑的。”
齐燕铭的《历史剧和历史真实性》（载1960年第十二期《剧本》）一文，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夸张、增减和虚构的问题，他认为：（一）历史剧的作家必须注意历史的真实性，尊重历史的时代、事件和人物的真实，特别是时代的思想的真实。应当写得像。不应当把今天人物的思想和语言放到古人身上去，不能在舞台上表现那个历史时代所不可能有的思想和事情。（二）作为历史剧，作为文艺作品来讲，为了更能集中地表达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允许对历史的题材加以取舍，允许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想像、创造和虚构，但是这一些，都不能超出当时历史条件所可能有的或允许有的情况。”
古为今用的问题
在目前的历史剧创作中，马少波的《浅探历史剧的古为今用》（载1961年第十二期《剧本》）一文认为对古为今用有两种错误的理解：“一种是片面地强调所谓‘历史的真实’，而忽视现实教育作用，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对待历史的客观主义的态度，而是必然在客观上或多或少地宣扬了封建思想，在群众中产生消极的作用，不利于革命；另一种就是片面地强调现实教育作用，随心所欲，牵强附会，不顾历史的真实性，妨碍人们正确地了解历史，造成不应有的认识上的混乱。”他认为“正确的古为今用必须是历史真实性和现实教育作用的高度统一。历史的真实性和现实教育作用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应该怎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呢？钱英郁的《也谈谈历史剧的古为今用》（载1960年第十一期《上海戏剧》）一文，认为历史剧创作成败的首要关键，“在于作者要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取舍历史素材。”他说：“如果作者的目的明确，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善于分辨主流与细枝末节，从繁复的历史材料中撷取其主要的、本质的东西，而抛弃或压缩其次要的、非本质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那末就能够做到古为今用。否则，必然得到相反的效果。”他举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例说明自己的论点以后，说：“譬如写帝王将相发愤图强的历史戏，是不是一定要强调他们的局限性？我看不一定太强调。”
齐虹在《帝王将相及其他》（载1961年第二期《上海戏剧》）一文，不同意钱英郁把太平天国和具有进步性的帝王将相的例子，并列来谈，认为“这种提法是缺乏阶级分析的，混淆了主流、本质与典型的阶级内容。”他认为这个原则应用于太平天国是适当的，而应用于帝王将相就是不对了。“因为二者在历史上是处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们在历史矛盾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他们的阶级实质，都不容许我们把农民革命题材的处理原则和对帝王将相题材的处理原则混淆在一起。”他认为“对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应该加以肯定和赞扬，加以热情的歌颂，舍弃其非本质的一面，对其本质的一面加以概括、集中，甚至加以美化和理想化，这都是必要的。”但是帝王将相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主流和本质都是镇压和剥削人民，因而，他认为“对帝王将相进步性的肯定，应当是有分寸的，不能因为他们有一点进步性，便盲目地进行歌颂，甚至过分美化他们。”
对于历史人物究竟应怎样正确估价的问题，孙杰等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意见。孙杰在文章中认为
“历史剧的人物性格的塑造，必须历史主义地对待，既要注意到时代特点，也要注意人物的阶级性。偏于为鼓舞当前现实而离开人物的时代，偏于忠于历史现实不管当前政治要求，这都是不对的。徐进也认为“这些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当然有他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因此，歌颂要有分寸，对他们的美化决不能超越一定的阶级限制和历史范围。”孟超在文章中，肯定了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性以后，他说：“在历史剧的创作中，适当的剔去其封建糟粕是可以的，但如果在刻划其突出的精神面貌的同时，却又着重的以次要部分加以抵消，加以掩盖，这样即使自认为是具体分析，并不简单化，而于以历史教育人民的目的，将又有甚么好处呢。这就不止是戏剧创作方法必须集中突出主题思想的问题，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如何正确的应用于历史剧而又如何的以历史剧教育人民的问题了。”温凌的《关于历史剧的“古为今用”》（载1960年第二十三、二十四期《戏剧报》）一文，认为编演历史剧无疑地要受到历史客观现实的制约，特别是编演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他说：“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客观标准，艺术家需要以之作为基础来进行艺术创作，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不可能也不应该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任意评价历史、改变历史。”齐燕铭也认为“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只能把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地位给以估计。”
关于怎样描写人民群众的作用的问题，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人，都认为这是历史剧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描写，却还有不同的意见。这里首先接触到的是怎样描写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杨宽在文章中，认为“不但要写出农民战争的一般发展规律，更重要的，要写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写出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也还要写出每次农民战争的主要特点。”“要掌握每个农民战争的特点，就需要对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对他们的革命要求，对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种种措施，对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作具体的分析了。”在谈到能不能写农民战争失败的问题，他认为“对于个别的农民战争的失败，不是不能写的，要看我们如何写法，要看我们能不能写出他们继续不断的坚持斗争精神，能不能写出广大人民对革命前景充满着信心。”徐进在文章中，认为在创作中不能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总的概念简单化运用。他说：“决不能规定一种公式，说既然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凡是历史戏就非出几个人民群众不可，而出这些人民群众的目的在于教育民族英雄，使之在人民的力量下坚定起来，以显示人民力量的决定因素云云。”他认为“我们坚持原则是对的，但原则必须化为具体，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去表现、写历史戏不能离开具体的戏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以及它的典型环境和人物，而把任何戏的表现形式划在一个方格子内。”沈起炜在文章中，则认为“突出人民群众作用，方法甚多，并不需要到处都请义军出场（可以出场的地方，自然仍旧欢迎出场）。”认为“可以表现人民群众作用的资料不是没有，剧作家最好不要走捷径，请一支义军便把问题解决；上策还是找真实资料为底子，在其基础上再加工，一定可以合情合理得多。”宁富根在文章中，也认为“应该从人民群众本身来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是借助于人民群众以外的任何形象力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跟人民群众都是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的，能够突出人民群众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舒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