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肩作战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话

骈肩作战
晦庵
一提起三十年代文艺界的思想斗争，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它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组织。左联的成立早于文总，在开始阶段，几乎兼负着文总的任务；到了后来，又一直和兄弟组织如剧联、美联、记者联等协作得很好。左联活动面广，领导的刊物多，曾经打了几次大仗，因此影响非常深远。当然，除了左联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功劳。社联主持的刊物在数量上并不少于左联，不过因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为直接，刊物的寿命更短，往往出了一期即被禁止，只得改名重来。在思想斗争上，例如对胡适《我们走那条路》（即所谓“五鬼闹中华”）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同样是毫不含糊的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5月20日，比左联迟两个半月，比文总早一个半月。其中有些人同时又是左联的成员。我觉得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互相配合，骈肩作战，铜山洛钟，一呼百应，在这点上做得很有成效。所以尽管白色恐怖空前严酷，而斗争的声势却特别浩大。比如左联和社联，由于工作性质多隔一层，和别的兄弟组织像剧联、美联等比起来，似乎只能算是堂兄弟吧，但是左联开会，社联一定派人出席；社联开会，左联也始终有人参加。1930年5月左联的一次大会上，还作出过这样的决议：“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发生密切的关系，经常派人参加社联的一切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进一步研究，不仅在组织关系上，在与敌对思想斗争上是这样，就是在介绍和阐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上，两者也是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社联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左联也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了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并且使青年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它们骈肩作过共同的努力。要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举出《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这两本书来作例子。
《文艺讲座》已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之一影印出来了。左联的《文艺讲座》和社联的《社会科学讲座》（见附图）完全是姊妹篇。两书原来的计划都是两个月一期，全部一百万言，分六期出齐。可是都只出了第一期就被禁止了。《文艺讲座》由神州国光社于1930年4月出版，冯乃超、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三人编辑，封面标明“第一册”，内收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鲁迅、麦克昂（郭沫若）、沈端先、蒋光慈、钱杏邨、华汉（阳翰笙）等著译的文艺论文十九篇。《社会科学讲座》由光华书局于同年6月出版，林伯修（杜国庠）、王学文等编辑，封面标明“第一卷”，内收朱镜我、吴黎平、林伯修、王学文、柯柏年、郭沫若、冯乃超、柳岛生（杨贤江）等著译的社会科学论文十二篇。两书从内容到形式，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个是谈文艺的，一个是谈政治、经济、哲学的，这一点不同；但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作辅导性的尝试，却又完全相同。至于作者、书名、编排一直到封面形式，看来都反映了这个特点，说明左联和社联这两个团体的紧密联系，也说明在不同的岗位上，如何为一个共同目标骈肩作战时此呼彼应的关系。许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谈到《文艺讲座》的时候，往往把它作为左联成立后中国各派进步作家团结的第一个标志，这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视野再扩大一些，把《文艺讲座》和《社会科学讲座》放在一起来看，那末，也不妨说，这又是当时中国文化领域内站在不同岗位上左翼文化人互相团结的第一个标志了。我以为，左翼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从这里，可以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