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州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关于郑州发现的商代文化遗址
根据文献记载，商朝自成汤至盘庚，曾五次迁都。其中帝仲丁迁都于“嚣”或“隞”。“隞”“嚣”为同音字，指的应是一个地方。过去的考证，多主张就在郑州附近。解放后，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配合郑州市的基本建设工程，于郑州市旧城内、外，发现了一处面积约二十五平方华里的商代文化遗址。1955年秋，又在商代遗址的中心，发现了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商代城址。初步判断，郑州商代城址很可能就是商代帝仲丁的“隞”都。
郑州商代城址，位于郑州旧市区的中心和城北关一带。根据在城址四周的钻探和试掘表明，城墙四周略呈不甚规则的南北纵长方形。城墙周长约七千一百米，城内面积约计三百二十万平方米，较郑州旧城约大三分之一强。全部城墙都是用土分层夯打起来的。每层夯土的厚度一般为八至十厘米，最厚者不过十五厘米，最薄者仅三至四厘米左右。每层夯面上都布满着密集的夯杵窝，夯杵窝的形状以尖圆底形者最多。一般夯土窝的口径为二至六厘米左右，夯窝深为零点七至一点五厘米左右。由于夯土层薄，夯杵窝小而密集，所以城墙的夯土十分坚硬。
根据试掘的材料得知，在商代城墙的上面，普遍叠压有春秋、战国的夯土城墙，在春秋、战国城墙偏南部的上面，又叠压有汉、唐、宋、明、清等历代修补的城墙。这说明商代城墙被废弃后，其城垣基础仍被后代长期地利用。不过汉代以后，城垣的范围已较前缩小了约三分之二。现存商代城墙残留最高者为九点一米，城基最宽者约为三十六米。也有部分残存高度仅二、三分米左右，城基宽度仅一、二米左右，断缺的部分极少。因此，整个商代墙的四周，基本上还是互相衔接着的。
郑州商代城址被发现以后，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曾在商代城墙的四周，选择了东城墙的南段、中段和北段，北城墙的东段、中段，南城墙的东段，西城墙的中段以及城的西北角等八个重点进行考古试掘。通过试掘，发现有商代的墓葬、房基、窖穴和文化遗址，直接或间接地叠压着商代的夯土城墙。由此可以证明，郑州商代城墙的相对年代绝不会晚于商代。
商代墓葬共发现三十四座，其中有十座墓的墓室是直接挖破了商代城墙夯土而筑成的。从墓室结构看，它们都是长方形竖穴，有些底部还留有二层台和挖有腰坑。从墓内随葬的遗物看，较大型的墓内分别随葬有鼎、斝、觚、爵、壶、盘、罍等铜器，戈、璜、玦、剑形装饰等玉器，以及有觚、梳等象牙器。中型墓葬中，分别随葬有鬲、簋、豆、爵、斝、盆等陶器和少量的石器、骨器等。极个别墓内无任何随葬品。
商代房基共发现六座，这六座房基有四座是直接挖破了商代夯土城墙而筑成的，有两座是挖破了商代城墙上面的商代文化层。房基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不甚规则的椭圆形三种，房基的地坪都经过夯实火烧和涂抹“白灰面”，在房内迎门的地坪上多筑有烧土台。这些房基的内面和上面，都填满和覆盖着商代的灰土层。
商代窖穴共发掘了十个，其中有两个是挖破了商代城墙夯土层的。窖穴口的上面又覆盖着商代的文化层，穴内也填满了商代灰土。
郑州商代城址和城内外大面积的商代文化遗址，有着密切的联系。商代文化遗址除商代城内发掘面积较小外，城外四周曾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发掘得知，商代遗址文化层不仅堆积得厚（一般灰土厚度为一米左右，最厚者达三米以上），而且遗留的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遗迹中除普遍存在的窖穴、墓葬、房基和濠沟外，在商代北城墙外约一百米处和南城墙外约五百米处，分别发现了两处较大规模的商代冶铸铜器工场；在北城墙外约一百五十米处，发现了一处商代的制骨器工场；在西城墙外约一千米处，发现了一处规模相当大的商代制陶器工场；在东南城角外约一千米处，发现了一处商代的酿造工场。在所发掘的商代遗址中有丰富的文化遗物，其中除大量的陶器、青铜器、骨器、石器和蚌器等日常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外，还有不少当时为统治阶级所享用的青铜器皿、瓷器、几何印纹硬陶器、玉器和象牙器，另外还发现了三片骨刻文字——甲骨文。从遗址分布范围之大，遗迹与遗物埋藏之丰富，也说明了郑州商代遗址，绝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而应该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遗址。
郑州商代城的试掘和城内外商代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商代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郑州商代城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规模之大，说明当时奴隶社会经济的发达。
安金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