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航行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一次难忘的航行
王凯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这时，我在上海党中央担任地下交通工作。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当时领导地下交通工作的任作民同志把我叫到党中央秘书处，对我说：“王凯同志，今天下午派你递送文件和秘密护送四个党的负责同志去北方局。任务很重，你必须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遵照党的指示，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我们研究了一路上的对策。随后，一行五人都打扮成商人的样子。我化好装，随即将文件按性质分别收藏了起来。有的挟在钞票里，有的装在上衣背部夹层缝好的信袋内，有的塞入热水瓶胆囊和铁皮的中间，最后把《布尔什维克》周刊缝入双层丝绵的垫被里。一切准备停当，他们分别提上行李，我拿着“护身符”——洋货、麻将等，一同坐上黄包车来到上海码头。
我们乘上英国怡和公司开往天津的“利生号”商船。为了避免国民党军警的注意，在房舱里，我们大谈其“生意经”，有时扯些“吃喝玩乐”的闲话，或者打打麻将。表面上嘻嘻哈哈，心里都绷得铁紧，我们的眼睛、耳朵，时时都在暗暗地注视着船上的一切动静。
船到大沽口，因为河道水浅而停泊了。船上的人们乱纷纷的。在船上等着吗？不行，一来不知得等多长时间才能开船，这对我们的安全不利；同时，临行前任作民同志吩咐说组织上已给北方局拍去电报，今天务必赶到天津。怎么办呢？由大沽口到天津的火车，警察对大商人的搜查不严，但对所带的货物、行李等搜查得很仔细。而天津码头上的检查却稍微松一点。大家一商量，决定把行李交给接水的人，约他们以小船送到天津的长春大旅社。人改乘火车去天津。
上午九点多钟到天津，我们刚住进长春大旅社不久，旅社账房来对我说：“王先生，接水人和你的行李，都被扣留在警察局里了。警察局通知说让你到警察局去一趟。”我一听，觉得问题严重。因为，垫被卷在行李中，如果敌人把《布尔什维克》周刊检查出来，那就坏大事了。我想叫他们几人赶快分散，一想不成，那样做，倒会引起旅社对我们的怀疑；再说还没有摸清警察局的底细，就急于分散，等于自行暴露身份。因此，我加快了步伐，直接向警察局走去。
一个四十多岁、长着一口浓厚的八字胡的大胖子警官，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吹胡子瞪眼地问了我的身份和来途去路。接着又问：“箱子是你的？里边装着什么东西？”我沉着地告诉他里边装的东西，说：“这是钥匙，请你打开检查！”他回答说今天是星期日，不检查，要我明天上午九时再去一趟。一手指着一边的箱子说：
“行李我们加封了，保证丢不了，不信你看！”我随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行李果然贴着警察局的封条。我提出这些货约定今晚要送到北京，要他当时就检查，他不答应，我只好回旅社。为防万一，我们决定到外边吃罢中午饭回来就迅速分散，留我一人在旅社等着办行李。
下午两点，我们吃完饭回来时，旅社的伙计忽又通知我们说：“警察局派人把行李送来了。据说因为当时发现了接水人中有走私货的，主要要拘留他们，对客人的行李没啥。”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
我们把行李拿到房间里，打开来反复查看，一切如故，那《布尔什维克》周刊也原封未动。
天黑了，天津市内地下交通派老周和小王来了。他们说组织上决定我不再去北京，把任务转交给他们负责，要我带着北方局给中央的文件速返上海。我听罢，便和几位同志分别握手道别，互祝“一路平安”。我和老周相互交接了文件。最后，他问我：“还有一箱子《二七专刊》你能不能带走？”我回答说：“只要你能把它送上轮船，我保证想办法带到。”他说可以。我们就约定好上船时间和联络暗号。
次晨，我离开天津到了大沽口。那码头上的警察，有的正在担任警戒，有的正在进行盘查，他们怒发着兽性。我趁着人多混杂之际，夹在人群中间上了船，刚踏上船板，迎头碰上船工老黄。因我常常乘这只船往来，知道他生活困难，每次碰到他，或多或少送他点钱，他觉得我这人不错，和我交成了朋友。他不是革命者，但乐意帮我的忙，而且，每次总是客气地请我到他的水手舱房里去住。
老黄看见我，亲热地向我连连点头，问我是不是回上海，听我回答说是的。便很快接走了我的行李说：“走，请先生还是到我舱里休息吧！”我答应着跟着他走入了水手舱房。
按照预约时间，我该接那箱子《二七专刊》了。我走向船边，注视着岸上的行人。一会儿，只见老周化装成一个搬运工人，扛着一个箱子，向船上的统舱走来。他走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货物和行李跟前，小心地把它放下，挺起腰来，用暗号向我联络。我看到他把搭在肩上的一条羊肚子毛巾一手揪住，紧接着捂到脸上擦了三下，我们的视线同时接在一起了。接着，他看我挺了挺脑袋，即转身走了。
几分钟以后，恰好老黄从岸上回来。我便请他帮我把这箱货（《二七专刊》）扛进了水手舱房。住在水手舱里，虽然海关检查员和密探一般不来这里，这一箱子《二七专刊》总算冲过了第一关，可是到了上海时又如何混过那更为险恶的关口呢？想来想去，不能安然入睡。
船到烟台了，人们闹嚷起来。小贩们跑上船来，大声地叫卖对虾呀、粉条呀、莱阳梨呀……我一来为了观望一下风色，二来肚子饿了想出去买点吃的，就走出水手舱房挤在人群里。四处环顾了一下，觉得不像有情况的样儿，便买了对虾转身往回走。快到楼梯口时，忽然有人在我背上重击了一掌，说道：“王先生！”我随着未落的话声回头一看，内心骤然吃了一惊——糟了！叫我王先生的，是一个姓罗的国民党特务，在武汉时，我曾经和他打过交道。真是冤家路窄，这回又碰上了。幸亏当时在外国船上，蒋介石还不敢公然逮捕人，然而，等到了上海，一下船，他就可以和岸上的军警巡捕们一起把我逮捕。想到这里，我决定想法摆脱他。
“嗬，是罗先生呀！到哪去？”我若无其事地问。
“哼！咱们同路。”他皮笑肉不笑地半仰着脑袋，两手插在裤兜里。
“那好，请抽烟。你住在哪里？”我说着，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了他一支。
“不客气！我住官舱，你呢？”
“我住统舱，那里真乱，不好讲话。你住多少号？没事好找你聊聊。”
简短的谈话完了，船开动了，人们还没有安静下来。趁此时机，我向统舱里走去。他看着我走下楼梯，进了统舱，以为我真住在这里，便回官舱去了。
在统舱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卷烟和汗酸味充塞了每一个角落。我在这里呆了一会儿，就偷偷地溜出来，回到水手舱里。这时，那家伙的形影，仍然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我想，这只能算作暂时躲开了他，那么，最后怎样把他甩掉呢？想到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最后完成，我的心是沉甸甸的。
船快到上海时，我走到船头，把老黄叫出来对他说：“我的行李和那箱子货太重，今天拿不走，明天上午我雇上车子来取，请老弟照料一下。”他满口说“先生放心”。
天将拂晓，但夜色还没完全消失，船行慢下来，我窥视了一下统舱里，那姓罗的嘴里叨着支香烟，正在东张西望，大概是寻找我吧！我看着他快走到船头那边时，就乘机溜到船尾上。这时船头恰恰触岸了。我侧耳细听，岸上的警察尚未出来，船头这时又拐了方向，趁船尾触岸的机会，我一手抓住栏杆，猛一纵身，跳下船拔腿就走了。
为了防备敌人的跟踪，我迅速跳上电车，暗暗地巡视着车厢里的每一张脸。虽然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直接回机关的。
在大世界附近，一部红色警备车突然怒吼着停在我的面前。紧接着，从车上跳下十多个巡捕来，挡住了行人的去路。他们凶狠狠地?喝行人排好队，要挨个进行搜查。我不由得一惊：我的小钱包里夹带着党的重要文件呢！在这种情况下，想溜走是不行了。于是我镇静地排在第三个人的背后。轮到搜查我时，我把钱包捏在手心里，两手高高举起，他们从我头上至脚下，左右前后摸了又摸，没搜查出什么来，说一声“滚蛋”，我就闯过关口了。
回到机关，市内地下交通张宝泉已到。我们迅速交接了文件。第二天上午，我装作打听开船时间和买船票的样子到了码头上，偷偷地瞅着来往的人们和“利生号”商船。几十分钟过去了，在忙碌的脚夫中间，我一眼看见了老黄，老黄下舱替我扛来箱子和行李。我雇了一辆车子，顺利地回到了机关。
任务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的凶焰，挡不住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道路！
（邵新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