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第二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话

晦庵
“世界文化”第二期
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了一批左联时期的刊物，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说来，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方便。听说最近在上海还成立了出版史料编辑社和出版印刷公司，也许影印工作要由后者来担负了吧，我希望在节约纸张的原则下，这个工作能够继续进行，不致中断。
影印杂志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过去只有善本古籍，才有人肯动用玻璃板。革命文艺是在残酷的压迫与摧残下成长起来的，从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我们有必要扩大所谓善本书的涵义。上海方面这个工作之所以值得称道，就因为它不仅保存了革命文献，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先驱者的足迹。而且影印工作本身也是一种调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
左联时期刊物很多，除了直接由左联编辑的机关杂志外，还有归左联领导的外围刊物，前后究竟有多少种，已经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了。当左联刚刚成立的时候，曾有整顿刊物之议，根据统计，当时正在刊行的一共是十八种。加上在先已被禁止和以后陆续出版的，也许要十倍或者二十倍于此数吧。旧刊散佚，记录不全，不免造成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上许多困难。但在影印过程中，确乎也有新的发现。比如说，左联成立会上决定出版的刊物《世界文化》（1930年9月10日出版），这是一个综合性杂志。证诸文字记载和许多人的回忆，出一期便被禁止了。到了1932年11月，文总又刊行过一个综合性杂志：《文化月报》（十六开本），也是出一期便被禁止了。但上海文艺出版社却找到了《世界文化》第二期（见附图，1933年1月15日出版，二十三开本）。内容和第一期《世界文化》或第一期《文化月报》都有点近似，作者也多是左联和文总的成员。这便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疑难的问题：倘说《世界文化》本来就出过第二期吧，根据当时的形势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说本来没有出过第二期吧，却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仔细考查，才知道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文总编辑，其实该是《文化月报》的第二期。两个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报启事》和《征稿条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衔接。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文化月报》第一期上嵩甫翻译的《五年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续的稿子，却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续登完毕，这就坐实了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因为刊名由《文化月报》改作《世界文化》，开本由十六开缩为二十三开，从形式上，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联想到左联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为倒是它的续刊了。
这一个发现，对于我们研究文总的活动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它登载的两篇《关于文艺上的关门主义》短论，瑕瑜互见，已经暴露了个别成员的一些错误倾向，当我们总结这一阶段历史经验的时候，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重要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