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编著中的百花齐放问题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中国文学史编著中的百花齐放问题
袁世硕
1958年以来，随着工农业的大跃进，我们的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不少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师生都破除了迷信，动手编写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年级同学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些集体编写出来的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打破了这门学科中过去的那种冷冷清清的状况，无论在理论观点上或资料的丰富上，无疑都超过了过去许多旧的中国文学史，并且真正开始本着毛主席所教导的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原则，来评论古代的作家作品，成绩是很大的，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当翻阅过这几部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之后，却使人产生了一种不够满足的感觉，觉得与我们整个学术研究工作和文艺创作活动的繁荣局面比较起来，我们的文学史的研究，仿佛显得逊色些。这几部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虽然水平高低不一，成就大小不同，但是它们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基本上却是一致的，缺乏鲜明的、各自独具的特色，因而显得不够丰富多采。从内容方面讲，它们大都是程度不同的偏重在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换句话说，它们的编著者们大都是把评论历代作家作品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的，而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文学的几个重要方面（如文学观念、艺术方法、文学与阶级斗争的联系等）的发展变化，则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考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读者可以据以了解到各个时代都有些什么重要作家作品，其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如何，但却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发展面貌，中国文学在各个重要方面的发展脉络和变化的轨迹。就其研究方法和编写体例看，它们大体上是这样的：首先是按历史阶段来一个“横切”，然后在每个历史阶段里再按体裁来一个“竖切”，就在这样的“横切”、“竖切”所割成的方框里，专章专节地评论各个重要作家作品。按历史阶段“横切”，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历史著作总要有个分期的问题。在同一个时期里按体裁“竖切”，就不能认为是唯一正确、完善的办法了。它虽然注意了各种体裁的文学的历史发展，但却忽略了同一时期不同体裁的文学的联系，忽略了文学本身的若干重要方面、特点的历史发展。专章专节地评论各个重要作家作品，虽然都是依照时代的先后排列的，但却程度不同地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继承发展的历史联系。篇章之间缺乏内在有机的联系。总之，这样的文学史，对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比较详尽，作家的生平事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所介绍、论述，但却没有把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描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没有从文学的发展和各种必然联系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至少是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以上的意见，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的文学史有多么严重的缺点，完全要不得，而只是说我们的文学史是否只能有这样一个写法，就只能写成这样一个模样。我所说的不够丰富多采、不够满足的感觉，意思也就在这儿。
我觉得，为了提高我们文学史的研究水平，如《红旗》（1961年第五期）社论中所说的：“解决前人所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入前人所没有进入或者没有完全征服的领域”，编写出具有更高科学水平的文学史出来，一方面，我们有必要对文学史的任务、方法、体例和分期等问题，进行一些专门的研究、讨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者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探索、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从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编著我们的文学史。例如，有的可以偏重在重要作家作品的评论上，有的也可以偏重在艺术方法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发展变化上，有的也可以偏重在文学体裁的演变上，有的也可以把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至于文学史编写的体例、风格，就更可以多种多样了。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出现一个百花盛开、斗艳争丽的春天；也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文学史著作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通过比较、争鸣，使我们的文学史这门学科发展进入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