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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
专栏：

书话
晦庵
翻版书
我们这一辈人觉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孩子们的心坎里往往会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疑问。我有一个在六年级里念书的孩子，有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过去开明版的小说，指着最后的一页问我道：“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从前每一本书里都要印上这两句话呢？”我低头一看，却原来是八个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在这区区八个字里，确实也能看到我们社会的深刻的变化。旧来称书有四厄：水、火、兵、虫。从“五四”到开国，根据这一时期进步书刊的遭遇，其实最大的灾害还是两个：一是反动官僚的禁毁，二是牟利商人的翻印。关于禁书，罪案重重，以后再说。现在先谈书商的翻印。书籍之有翻版，恰如孙行者从身上拔下毫毛，化身百亿，变成数不清的小猴儿一样，就广泛流传、扩大影响来说，本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我推崇今天的影印工作，却决不宽恕过去的翻版书籍。那时候，翻版书不仅是对作者的剥削，并且也是对读者的欺骗。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当然不是革命文化人的目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文化人曾经以此为目的；只是卖文为生，笔耕度日，终究还是当时社会制度下一个客观的现实，翻版书等于盗印，自然要减少作者的收入，影响作者的生活。不过最坏的却是它所包含的欺骗性。这种书往往变乱旧章，面目全非。从前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长洲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里，咏明刊赵安仁旧藏《北堂书钞》，曾有句云：“不善刻书书一厄，永兴面目叹全非。”可见在明清已经如此。到了资本主义勃兴，商人造孽，一切都为了金钱，有时一句一错误，一篇一改动，把原书搅得一塌糊涂，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我这回由于工作的需要，翻阅了一些现代文学书目，也检查了几家图书馆里以作家为纲的卡片编目，竟发现我们的著名作家还有这许多著译的单行本，为我所不曾见过，甚至也不曾听说过。《选集》《文集》《别集》之类不必说了，举个例说，在鲁迅名下，就有一本这样的书：《一个秋夜》，鲁迅译，1932年上海新文艺书店出版。在蒋光慈名下，就有《碎了的心与寻爱》，1931年上海爱丽书店印行；《最后的血泪及其他》，1931年上海美丽书店印行；《一个浪漫女性》，1931年北京爱丽书店出版；《夜话》，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三对爱人儿》，1932年上海月明书店刊行。所有这些书都清清楚楚地标明着：蒋光慈著。以我的孤陋寡闻，的确不知道鲁迅曾经译过高尔基的《一个秋夜》，更没有料到蒋光慈竟成了这样“哀感顽艳”的恋爱小说家。怎么办呢？非把这些书借出来一读不可了。借到之后，才知道所谓鲁迅译的《一个秋夜》，全书收各国短篇小说十六篇，竟没有一篇是鲁迅所译。这十六篇小说，完全剽窃自朝花社编印的两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里原有鲁迅译的小说九篇，悉数都被剔除，反而把非鲁迅译的安上了鲁迅的名义，用以欺骗读者。至于名为蒋光慈著的小说呢，《碎了的心与寻爱》是《鸭绿江上》的改名，仅仅把各篇次序颠倒一下；《最后的血泪及其他》收录了《纪念碑》里蒋光慈与宋若瑜的通信，又加上一些不知什么人的情书；《一个浪漫女性》收小说四篇，第一篇《一个浪漫女性》腰斩了《冲出云围的月亮》，原为该书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其他如《情书一束》是黄弱萍《红色的爱》的改名，《洪水》是洪灵菲《在洪流中》的改名，《捉蟋蟀》是杨邨人《小三子的故事》的改名，可是统统都被算作了蒋光慈的作品；《夜话》
（出版者也不是真的生活书店）收小说七篇，第一篇《夜话》剜自《最后的微笑》，原是该书的第三节，其他如《践踏》、《恐怖》、《盐场》、《我在忏悔》、《从上海到苏州》、《小小事情》等六篇，则是从《太阳月刊》和《拓荒者》上集合起来，顺序应为菀尔、平万、建南、微尘、征农、祝秀侠等的著作，也统统都被算作了蒋光慈的作品；在最后一本《三对爱人儿》里，几乎看不出一点光慈的影子。我之所以不惮烦地指出这些，无非是说，张冠李戴，以假混真，这是我们今天在编目时候必须辨别清楚的；至于乱改原文，佛头着粪，则更有待于研究工作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考订。天下还有这样颠倒黑白、淆乱乾坤的事情吗？这是对原书的糟蹋，我们有责任为作者、特别是为读者指出此中的是非，尤其是到了连“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也为一些淳朴的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