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译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林则徐译书
陈原
林则徐译书，是中国近代史一段很有意义的插曲。大家都知道林则徐在一百二十多年前（1839）被派到广东去跟西方国家的鸦片贩子作斗争，他译书完全是从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的。林则徐不会外文，人们说他译书，就是组织翻译和审订加工的意思。那时译书是一桩需要很大勇气的事情。原来那时封建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已失掉信心，所以很不愿意中国的百姓跟外间世界发生密切接触。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大规模翻译外国经籍的时候，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夜，译书却成为大逆不道了。不用说，那时的“翻译家”很少，他们的工作是替做生意的人当通译，社会地位也很低。像林则徐那样明了译书的作用，一到广东便在自己的衙门里组织翻译，后来竟然还将材料汇编成辑，附在奏章中送给皇帝去看，这见识和胆量着实是罕见的。林则徐自己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不过他是少数派：人家要开放鸦片贸易，他却极力主张禁烟；人家害怕洋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却针锋相对地跟外国殖民主义者作斗争；人家不敢打开“天朝”的窗户，他却敢于张开眼睛正视周围的世界。
译洋书，知洋事，然后才能够跟外国打交道。——林则徐始终相信这一条。经过了一年多的尖锐斗争，他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少数派在内外敌人夹击下，后来还是站不住，被革了职，最后还被流放。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外国侵略者可以打败，而了解敌情和翻译洋书则是十分重要的。林则徐答复那位只会向英国侵略者投降的奕山的六条意见，最后一条也就是译书。他这主张自然不会被奕山这些民族败类听进去，只是后来经过魏源反复宣传，总算是很多人都觉得颇有道理了。
林则徐译书既然从斗争的需要出发，那就不能不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惊讶。例如，当时一家英国人办的周报说，中国大官都是不问世界大事的，愚蠢不计，只有林钦差例外，他手下有人能翻译，而且广为搜罗西书，派人刺探消息。美国人那时在广东办的月刊，也不胜惊叹地报道林钦差的译书情况。英国有个侵略分子叫德庇时（J．F．Davis），他在1852年出版了一部《战时和缔和后的中国》，第一卷有个附录就专门讲林钦差“关于西方各国的专著”——这里讲的其实是魏源的《海国图志》，不过魏书大部分也确实是根据林译的《四洲志》扩充的。德庇时又说，林则徐叫人译了大炮瞄准法的书，并且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实际应用。
当时译书既然服务于实际斗争，所以主要的精力集中在翻译外人报刊有关时事政策的反映、报道和评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十分正确的。现在我们在《海国图志》看到的林译《澳门月报》五辑，便属于这一类。拿这五辑文字跟现存的《澳门新闻纸》钞本比较，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澳门新闻纸》就是当时翻译的材料。这些材料经过林则徐加工，便变成《澳门月报》。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这五辑。这五个论题无疑都是那时对斗争有很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被称为《澳门月报》或《澳门新闻纸》的材料，一般都说是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办的《中国丛报》（月刊）〔旧译《澳门月报》〕译出来的。其实，拿现存中文材料跟原文对照一下，很难同意这一说。那时在广州商馆内还出了两个周刊，一个是鸦片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办的《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Register），逢星期四出版；另一个是英国“自由贸易派”，即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商人主办的《广州周报》（Canton Press），逢星期六出版。现存《澳门新闻纸》钞本1839年全系译自星期六的报纸，可见这是从《广州周报》译的。英国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威里
（Waley）在他的近著里也这样说，不过他没有说出理由。《广州周报》在1839年7月因为局势紧张，迁到澳门去了，不知怎样一弄，林手下的人便把它署为《澳门月报》了。明白这些翻译材料的出处，对于研究当时政策的反应是很有用的。（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说可能译自葡文的《澳门月刊》，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那个刊物当时早已停刊了）。
收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也署林则徐译。这份材料是外国人对中国事情的零星意见，但不像前面说的《澳门月报》那样强烈地反映时事政策。有人认为也是从西洋报刊转译的，但也有人认为译自一本英文书。1839年晋谒过林则徐的英国医生喜尔（Dr．Hill）在《广州周报》上写过一篇印象记。那篇文章说林则徐给他看两本英文书，书中都已作了若干摘译，其中一本已缺封扉，据他猜想是德庇时的《中国人》。《中国人》一书出版于1836年，讲中国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一直到政治经济。我很怀疑《华事夷言》就是摘译此书的。
和西方侵略者作斗争，除了需要时事政策性的翻译之外，显然还需要有关各国的基本知识。林译《四洲志》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翻译的。原文是英国人慕瑞（HughMurray）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才在伦敦出版，作者和东印度公司有关系。毫无疑问，此书在当时是一本新书，也算是林则徐唯一新颖的《世界知识手册》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传教士如南怀仁等的地理书新颖得多，比1840年上半年在广东出版的《海录》更有参考价值——《海录》是杨炳南根据一个出国十四年的水手谢清高1820年时的口述写成的，着重在所见所闻的风土人情，而《四洲志》则有点像现在的世界地理了。
极为有意义的是林则徐选译了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一书的几节。原书出版于1758年，作者是瑞士人。此书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保存在《海国图志》第八十三卷的两份译文，一署米利坚医生伯驾译，一署袁德辉译，两种译文有一节是重复的。袁是衙门中的一个翻译；这个伯驾医生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以开设眼科医院为名进行侵略活动。此人写的医院年报中记有6565号病案，说：“小肠疝气。林钦差，人未见。从职业观点来看，这个病案没有什么可记；但与这样显赫的人物交往，记录其若干经过，未始不是很有意义的。与他初次来往是在〔1839〕7月间，不是治病，而是他叫行商送来滑达尔的《各国律例》若干段，要求译成中文，这几段谈到战争，敌对措施如封锁、禁运等等。”可见现今保存的一份译文，确是这个后来当过美国驻华使节的伯驾再译的。两种译文虽只有寥寥几条，但其内容却很重要，看来对当时的斗争很有益处的。例如，那时英国水兵在尖沙咀杀害了中国农民林维喜，义律拒不交凶，还私设法庭审判五个印度水兵。林则徐对义律的狡辩始终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这是和他了解外国律例不无关系的。
林则徐收买到的西书，一定比他译出的多得多。例如上面提到的喜尔医生说，林则徐1839年11月便已看到同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即地尔洼（A．S．Thelwall）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而且译了其中几段。这确实是令人很惊佩的。这本小册子作者是英国僧侣，从“宗教”和“道德”的立场攻击鸦片贸易，其实在客观上也不过反映了“自由贸易”派棉织资本家的意见罢了——他们原来是要向这神秘的天朝推销棉布的。这复杂的情况，林则徐那时不可能理解，但他至少知道：英国国内也有人反对鸦片贸易的，这个矛盾可以利用。
《澳门新闻纸》钞本里有一条译文说澳门出版了一本禁烟文献，此条末尾有批语说：“此书应向澳门寻觅”，一般认为这批语是林的意见。他要找的这本书，是美国传教士沙克（Shuck）编的《中国政书》（Portfolio Chinensis），1840年在澳门印行，收七个中国官方禁烟文件，中英对照，另有附录，即当时广东当局出的捕捉英船英“酋”立即给奖的“赏格”。这个文件在中文册籍中没有看到，英美侵略者当时即以此攻击林则徐是用“暗杀”方法对付外国人，甚是“野蛮”云云，其实那时对付这批“文明的野蛮人”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什么野蛮可言呢？
由于不断在斗争中扩大眼界，总结经验，林则徐的国际知识和策略思想，一天比一天丰富，比如说，他把当时的主要敌人英国与美、法、荷、葡分开，从而孤立了敌人，连澳门的葡人总督也不肯直接帮英国侵略者，这就是一个胜利。他又把英国女王与在华代表义律分开，把英国官方与商人分开，把正当商人与鸦片贩子分开，把一般鸦片商与走私头子分开，把肯具结的商船与不肯具结的商船分开……这些都是富有策略意义的，现在看来，大致上也是对的。
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打破了统治阶级的胆，却激起了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腐朽压迫者的雄心。至于地主阶级中少数觉醒人物，面对这样新的形势，也在寻找“富国强兵”的道路。凡此，都促使知识界要认真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局势。这样就给中国近代书籍的出版历史开辟了新的门路：“了解夷情”的书籍在这以后像雨后春笋似地相继出版，其中较著名的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徐继畬的《环瀛志略》（1848），夏燮的《中西纪事》（1850）等等。
林则徐译书，为中国近代书史开辟了光辉的一页。至于他所译的书，由于时势所迫，当日大部分是内部参考性质，对斗争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们并没有能够在国内知识界中燃点起思想的烽火。这个时代所赋与的任务，后来是由林的朋友魏源通过他的《海国图志》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