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语言与功夫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随笔

诗的语言与功夫
陶阳
中国诗史上，凡是令人百读不厌的优秀诗词，没有一篇不是用精彩的语言写成的。即使人们不能背诵那些诗词的全文，然而，那些表达一首诗词主要精神的画龙点睛的诗句，却是永远为人们传诵不绝的。
古代的诗人，或者诗论家们，尽管有“炼字不如炼意”之说，或者“炼句不如炼字”之说，而在诗的语言上必须下功夫，却是共同的主张。因为，语言是诗的根本建筑材料，语言是抒情、叙事、言志的主要工具。当然，一首好诗，首先在于它的“意”，即诗的构思，诗的思想，没有成功的构思，没有思想，也就没有诗，无论在语言上下多大的功夫去雕琢，都将是徒劳的。但是，诗是语言艺术，深刻的思想，鲜明的形象，只有用凝炼、精确、生动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诗才能够完成。没有千锤百炼的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也同样没有诗。古人所谓：“始于意格，成于字句”，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之所以讲究遣词用字，是因为一个恰当的词和字，就可以极富于诗意地表达出一种思想或意境，而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名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所表现的高瞻远瞩的向上情绪，一直起着激励人们前进的作用，大跃进以来，人们又赋予了它新的时代色彩，用它来鼓舞人们不断革命。白居易《草》中的佳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包含的思想，至今还经常被人们引用，借以说明富有生命力的事物是不可摧毁的道理。宋祁《木兰花》中的警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人称颂为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或者说：
“一闹字卓绝千古”。事实也确乎如此，这个有声有色的诗句，所描绘出来的春的生机，不是依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吗？
唐朝皮日休所说的：“百炼成字，千炼成句”，道出了诗人们锤炼字句的苦功。杜甫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句，贾岛的“推”“敲”的佳话，李贺的“呕心”的传说，都说明了诗人们在创作上的严肃态度，以及运用语言的刻苦精神。王荆公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所下的功夫，更是令人钦佩的。据洪迈的《容斋续笔》记载：“春风又绿江南岸”，原藁“绿”作“到”，圈去，注曰：“不好”。改“过”字，复圈去，改为
“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所谓：“吟安一个字，撚断娄茎须”，这话虽有些夸张，却也道出了诗人用字的苦心。只一个“绿”字，就使这个诗句充满了生命和美。一字之工，可以传神，这就是语言的功夫。由此可知，精彩的语言，是诗人心血的结晶。
在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著名诗人，也没有一个不是在语言上下过功夫的。只要看看他们著名的诗作所用的时间，就可以知道，他们进行了多么艰巨的劳动，花了多少心血。歌德的诗剧《浮士德》，花了六十多年的功夫，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写了十二年之久，他从1865年开始创作，直到1877年逝世为止。也正因为他们在诗作上用了毕生的精力，才在诗的艺术上获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普希金在《先知》一诗里所宣称的：“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灵点亮”，揭示出了诗的语言的重要意义。
祖国的语言宝库，是丰富多彩的，它蕴藏着大量的生动，活泼，精练，优美的语言。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伟大诗人，都是语言的巨匠，如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就是善于选择、使用、琢磨语言的大师。掌握语言艺术，是没有什么现成的灵丹圣药的，只有下功夫，苦学苦练。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要“努力”和“认真”地学习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富有生命的东西。其所以要“努力”和“认真”，是“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8页）。当然，这三个方面首先要向人民群众的语言学习。毛主席说：“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3页）诗的创造，对语言的要求就更严格了。社会主义时代，是和历史上任何时代截然不同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的诗，是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诗，因此，只有用最新最美的艺术语言，才有可能表达崭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中的美，以及人民的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们的时代，是诗的时代。在我们日新月异、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振奋人心的新鲜事物和美的东西。然而，我们的新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似乎还没有用极富于诗意的构思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充分地把我们生活中美的东西反映出来，似乎还不满足广大读者渴望读到优美动人的诗篇的要求。当然，这有种种原因，我想，除了和诗人的世界观的高度和生活的深度有关之外，恐怕在艺术构思上缺乏独创，在语言上缺乏功夫，也是一些重要原因吧！
语言艺术的技巧，绝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是和诗人的思想水平的高度和对生活理解的深度，息息相关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想底直接现实”。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坚定立场的人，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人，他的语言才有可能是简洁明朗和饱和着思想感情的语言，才有可能是富于诗意的美的语言。诗人的先进世界观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是掌握语言的重要前提，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还必须有艺术创造的劳动精神，刻苦经营，才能够真正掌握语言技巧，写出真切动人的诗篇。
在语言艺术技巧上，毛主席的诗词是我们最光辉的典范。毛主席的诗词，语言全部是精练、简洁的，每一首诗，都是杰思横溢，卓绝千古的。
新民歌的语言，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就用口头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民歌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集体的加工、琢磨的艺术珍品，因而，它的语言特别精练、简洁、朴实、优美。新民歌是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民歌语言中的精华，创造了崭新的艺术语言。有些人总以为劳动人民根本不讲究语言的功夫，这是严重的误解。比如，大家熟知的：“长鞭甩碎空中雾，一车肥粪一车歌”，
“流水哗哗空中走，好似仙女弹丝弦”等诗句，没有在语言上下过一番功夫，怎么会写出如此富有诗情画意的诗句呢？殊不知劳动人民是有自己的诗学的，请看！他们的“理论诗”是怎样讲的吧：“好锣不要重槌打，好歌不用话说多”；“声音杂了不成歌，空话多了不成诗”；
“心中有才学，山歌装得多；功夫下得深，唱出新鲜歌”。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劳动人民是很注意语言技巧的，而且掌握得很好。我们新时代的卓越的民间诗人，像王老九、琶杰、毛依罕、波玉温、康朗英、康朗甩，等等，在语言上都是颇具匠心的。王老九在《谈谈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里，对于诗的语言与功夫的见解，是十分精辟的：“编书编快板没有巧法，‘久务必精’，‘钢梁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全凭刻苦钻研，要力争上游，要比别人说得有力量。话要说得有内容，要精练，不要说得直截截的。要多形容，多打比喻。比喻一比，话就有力量，有时十句话都说不清的，一个比喻就说清了，还有劲。比喻要恰当，人家说过的就不说它。创作，创作，就是要创作新的，旁人说过的话你再说就没有味气了”。由此可见，语言技巧是智慧和劳动的结晶。“诗贵创造”，语言也是如此，只有独创性的语言，才是诗的、美的。
写诗，决不能草率从事，要字斟句酌的修改，才能达到完美的境地。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说得好：“作诗如食胡桃，宣栗，剥三层皮方有佳味。作而不改，是食有刺栗与青皮胡桃也”。这是多么饶有风趣的比喻啊！谁不喜欢栗子和胡桃的佳味呢？遗憾的是我们有些诗人，却懒得连一层皮也不剥，就把那些“刺栗”和“青皮胡桃”塞给读者了。
内容肤浅，思想贫乏的构思，即使词藻华丽、字句整齐，也是无济于事的，结果反倒弄得语言堆砌、晦涩，不能令人卒读；还有一些人，不顾诗的构思，诗的思想，一味追求浮华的词句，企图以貌似漂亮而实则苍白无力的语言掩盖自己内容空洞或者思想落后的诗，也是白费心思的。这些作法，是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作法。这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功夫，完全是两回事。在语言上下功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表达生活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真正的语言技巧，能够使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达到统一。真正的诗，应该是富有思想性的、富有诗意的、精美的艺术品，它既具有教育意义，又有美学价值。
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诗对语言与功夫说得最好了：“诗歌的写作——如同镭的开采一样。开采一克镭需要终年的劳动。您想把一个字安排得停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而这些恰当的字句在几千年间都能使亿万人的心灵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