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哪里——樊家营大队大牲畜十年来直线上升的经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关键在哪里
——樊家营大队大牲畜十年来直线上升的经验
王福贵　李波　崔永安　弓之敬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句话，无可辩驳地反映了农牧并举，互相支援，相互促进的客观真理。这条真理已经为千百年来铁一般的实践所证实了。
山西临猗县角杯公社樊家营生产大队的大牲畜，解放十多年来直线上升：1949年共有大牲畜三百一十七头；1952年达到三百八十九头，三年中增加了22．7％。从1952年到1955年的合作化时期，由于集中饲养管理经验不足，大牲畜的增长速度受到一定影响，到1955年达到四百零四头，仍然增长了3．9％；1955年到1957年，高级合作化时期牲畜头数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达到了四百五十七头，两年增加了13．1％；1959年达到四百八十二头；1960年虽然遇到百年未有的大灾，但由于作好了一切抗灾度荒的准备工作，牲畜达到五百八十头，这一年的纯增率是20．4％。
“畜多，役畜多，粪多，产粮多”这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樊家营大队大牲畜直线稳步上升，每头牲畜平均负担耕地面积由1949年的五十点六亩，减少到现在的二十七点二亩；深耕面积在1949年最多达到总耕地面积的50％，现在全部实现了深耕，消灭了白茬下种；每亩平均施肥量由过去的一千五百斤提高到三千斤以上；全大队粮食总产量1959年比1949年增加了23．3％，棉花增加了81．4％，1960年因遭受特大灾荒，粮棉减产。
樊家营大队的大牲畜能获得这样的成绩，原因在哪里？
首先是坚持和认真执行了党的发展畜牧生产的方针和政策。这就是：
（1）坚持自繁自养的方针。十年间母畜群扩大了50％，母畜繁殖率由47．6％提高到75．2％；
（2）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集体化程度的提高，及时地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他们从高级社时期就实行了牲口固定到生产队使用，一般不调动，并明确规定所繁殖的幼畜，除得奖外，归繁殖的生产队使用。公社化后继续坚持了这种办法，1958到1960年的三年中，全大队耕畜繁殖了一百三十二头。
（3）繁殖奖励政策条条兑现，见物见人。他们规定：每繁殖一头幼畜，到六个月后，经过评比作价，30％归大队作为畜牧基金，70％归生产队。生产队从中抽取30％奖给饲养、使役、配种、接产等有关人员，其余部分归队集体所有，有效地调动了队干部、社员、饲养员三者繁畜保畜的积极性。去年一年发给饲养、使役等人员的繁殖奖金即达一千二百四十六元。
其次是饲草包干，计划使用，为发展畜牧业生产提供了物质保证。在这方面，樊家营生产大队突出地抓了以下几个环节：
（1）大田种植的饲草作物面积必须根据农牧并举、人畜兼顾的原则，保持适当的比例。特别是既能顶草，又能顶料的苜蓿，年年随着牲畜头数的增长扩大种植面积，现在每头牲畜平均苜蓿由1949年的二亩扩大到1960年的二点三五亩。
（2）实行以畜定草、盈缺队包、好坏搭配、包干到槽的饲草管理和节约奖励的办法。饲草包干后，如牲畜喂得好，饲草有节余，大队按质按量合理作价，以一部分奖给饲养员，其余奖给生产队。这可以发挥饲养员喂好牲畜和节约饲草的积极性。
（3）在饲养员中开展粗料细作的红勤巧运动。棉壳加工后代精料，是饲养员师德虎创造的一个粗料细作的好办法。此外，他们还实行了计划安排合理搭配的科学使用和抢时间、抢季节采集储备饲草的办法。通过这一系列的办法，全大队在去年粮草歉收的情况下，不但没有缺草，还先后支援了各兄弟大队饲草四万多斤。
第三，从饲养管理到繁殖保护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在配种繁殖上，坚持了自繁自养自育自用，增畜作价，比例分红等鼓励增殖配种、防止误情漏配的奖惩制度；在使役上，坚持了人畜配套，接交验收，劳动有定额，劳逸相结合，以及三接头（队长、饲养员、使役员），四挂钩（兽医、行家、饲养员、钉掌工），出勤、入圈两交代的使役保护制度；在饲养管理上，坚持了分类分槽，专人负责的制度。为了切实执行这些制度，建立了定期的检查评比和会议制度。
第四，这个大队有一批坚强的领导和一帮子心红手巧的饲养队伍，这是十年来牲畜不断上升的决定因素。饲养人员的选择，必须是成分好、思想好、劳动好、技术好和热爱牲畜、办事认真的人，他们是经过群众选举出来的。现在全大队共有饲养员八十一人，其中贫农和下中农占80％以上，绝大部分都有喂养牲畜的经验，他们长期固定作饲养工作，不轻易调动。群众和干部对饲养员给予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使饲养人员真正有职有权，大队给各饲养组下放了铡草验收、发情配种、疾病治疗、使役监督、劳逸安排、草料管理等六权。有关的会议都有饲养员参加，评选模范饲养员要占一定比例。
人常说：“路遥识马力，困难显英雄”。在灾荒后的春耕生产中看得更加明显：全队二千四百六十亩棉田耕得深，底肥足，全部播种任务比往年提前三天完成；牲畜的膘情很好，一类膘占32％，二类膘占57％，三类膘占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