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春蚕》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书话

且说《春蚕》
晦庵
讲完《子夜》，不免就想到《春蚕》，这倒不是因为从长篇谈到短篇，故意来一个说“长”道“短”；而是因为两书的出版时间接近，彼此的命运相似。就我个人来说，中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感受，所以表过《子夜》，且说《春蚕》吧。
《春蚕》出版于1933年5月，比《子夜》迟四个月。《子夜》发行以后，读书界传出消息，说是续编定名《黎明》，不久即可问世，惹得很多人前往书店探问。我知道作者尚未动笔，一时不会出版，有一次，到开明书店买书的时候，也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声：《黎明》来了没有？回忆当时这个举动，一方面，固然是急于想读一读第二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长夜待旦、积愤欲吐的心情。我们不仅渴望茅盾先生的《黎明》早日写成，同时也渴望时代的“黎明”早日到来。可是售书员没有回答我，却从书架上取下一册黄色布纹纸封面的书来，这就是刚刚出版的《春蚕》。作为年轻时候曾经期待过的“黎明”的替身，直到如今，我还好好地保存着它。
《春蚕》初版本收《春蚕》、《秋收》、《小巫》、《林家铺子》、《右第二章》、《喜剧》、《光明到来的时候》、《神的灭亡》等八篇小说，书末附有短跋。作为书名的短篇《春蚕》，论故事情节和《秋收》《残冬》有连续性，当时《残冬》尚未脱稿，而《秋收》却已犯忌。在1934年2月这次禁书中，《春蚕》便和《子夜》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检查老爷”对这个短篇集也有一条批语，说道：“《秋收》后半篇有描写抢米风潮之处，《喜剧》p．208有不满国民革命言论，均应删改；又《光明到来的时候》一篇不妥，应删去。”习惯于黑暗的动物，对于他们，光明的到来当然是不妥的。其时再版早已印成（1933年10月），只得把这三篇重新抽掉，在书脊加印“订正本”三字。因此所谓“订正本”的《春蚕》，不但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连页码也有三处不相衔接了。
我不知道现代文学史上对《春蚕》的评价怎样。我自己，还清楚地记得初读《春蚕》（包括《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在我看来，《春蚕》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比起“五四”时期的小说来，的确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也给同时期描写农村的作品以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急剧崩溃，作为1932年的一个特点，叫做“丰收成灾”。“丰收”而会“成灾”，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又的确是这样。那一年，粮棉蚕畜，每一项都有很大的收成，于是官僚资产阶级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乘间进行残酷的剥削，想尽办法压低价格，造成一个“谷贱伤农”的局面，使农民在丰衣足食的幻想面前，依旧不得不卖儿鬻女，以“逃丰”来代替逃荒。当时选择这一题材的作品不少，只是能够以艺术力量给予较深的概括的，《春蚕》而外，不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剧本）等几个而已。作家有责任去反映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却没有理由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主题里面，随俗浮沉。茅盾先生在艺术构思上，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他在《跋》里说过：“我很知道我的短篇小说实在有点像缩紧了的中篇——尤其是《林家铺子》；我是这样写惯了，一时还改不过来。”在丰富的生活内容上构成严谨的布局，寓精练于从容裕如之中，作者有他自己的特点。举凡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放到文学史上去总结。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和今天的电影《林家铺子》一样，1934年，《春蚕》也曾由夏衍（当时化名蔡叔声）同志改编，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成电影，虽然物质条件、技术水平和目前相差很远，但这却是第一个被搬上银幕的新文学作品，当年鲁迅先生就把《春蚕》的放映，看作是国产电影从“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中挣扎出来的一个进步的标志。回想起来，短篇而有足够的情节可供改成电影，似乎这一点也和作者所说“缩紧了的中篇”有关。
“丰收成灾”这个名词已经被打入历史的冷宫了，事实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有两种社会制度：在一种社会里，连续遭了两年灾荒，而且是百年来未有的大灾荒，人们仍然能够平安地度过；在另一种社会里，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黄棉白，大多数人却依旧只能颠沛流离，死亡相继。重读《春蚕》，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出许多重要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