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1918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莫斯科，1918年
〔苏联〕　德拉伯金娜白丁香
1918年的春天来得正早，和谐宜人。4月初就已经雪融地干了。整整一个月，太阳晒得发热。克里姆林宫墙脚下，一些新墓的四周，长出了茁壮的绿茵茵的青草，活像一把稠密的刷子，而在装饰城市的五一节标语上，响起了第一阵雷鸣。
5月里，莫斯科的丁香花还从未如此盛开过。这是因为这年就是这样一个年头呢，还是因为没有人去采摘它，所以才长得这样繁茂，一串串沉甸甸的淡紫色的、蓝灰色的和白色的丁香花已落满了剧院广场小花园和各莫斯科街心花园里的灌木丛。有人在卖丁香花，把它换成其他东西。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向来往的行人哀求地伸出一束束刚摘下不久还湿润的丁香枝条，想换得十六分之一磅的面包或者是一丁点粟米。
一个五月的清晨，我去上班。晚上才下过雨，水洼里照得闪耀夺目，犹似有一千个太阳似的。在墙脚根，站着一个小女孩，手里拿了一篮花。在她那枯瘦的身躯里藏有多少懊伤辛酸呀，以致我忍不住地向她要了一束白丁香，我把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她。
那时我在克里姆林宫内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处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占了参政院大厦二层楼的三间小房间。左边一间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办公室，右边那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瓦尔兰·亚历山大罗维奇·阿万涅索夫的办公室。在中间那间穿堂的房间里坐着我和通讯员格里沙。这里的家具就是办公桌和高背椅。在墙壁上显着一个个四方块的黑影——这是已被摘掉的沙皇像片所留下的纪念。
没有全套的笔墨文具，只有普通的玻璃墨水瓶。仅仅在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那里才有不知从何处弄来的笨重的吸墨纸压板和犀龙堡塞（注）状的瓷质花瓶。我就决定把花插在这只花瓶里。
我进去时，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已来了，他正在用“最高总机”，即人民委员部总机的电话通话。
“是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说着。“我才从粮食人民委员部来……”他没有去看笔记本，而用普特和磅这些单位念着运到粮食的数字。“彼得堡需要发粮，那里已经两天没有发了……莫斯科明天不准备发粮，而后天无论如何给每人要凑上八分之一磅……科斯特罗马的情况很糟，简直糟透了。早就把种子吃光了，现在已经吃豆饼啃桦树皮了……”
这时，我把花瓶灌满了水，把丁香插进去。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一瞬间向花投过了一眼，继续在电话里讲话，而忽然说起：
“丁香花开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好得出奇的丁香花。老天爷蛮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事的安排颠倒一下：让丁香在八月开花，而稞麦在五月成熟！”（注）犀龙堡塞是于九世纪在日内瓦湖
东部悬崖上建起的一座城堡。
白粥
通讯员格里沙闻了闻花香。
“你知道，我现在正想吃什么吗？”他说：“土豆蘸素油！把油倒在小碗里，再撒上些盐花，用土豆蘸着吃。”
我向窗外望去。兵器馆门前那尊炮的影子还落在左面，这就是说，离吃午饭还早着呢。在方石铺砌的院子里，有一个人穿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绣金大礼服，交替着又长又细的双腿，迈着一本正经的步子，甚至老远就可猜出他脸上那种傲慢不逊，阴气森森的神气。这是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到克里姆林宫来提出德国对苏维埃俄国例行的意见。
不时电话机铃铃作响，来访者进进出出，有人送来一个个文件夹。阿万涅索夫办公室里那座铜摆古钟终于发出了“当”的响亮的孤单的一声：中午一点，吃午饭时间到了！
饭厅就在这幢参政院大厦里，设在同厨房连在一起的暗洞洞的房间里。但要上那里的话，得要走过无数条走廊、过道和楼梯。吃的总是千篇一律的午餐——干菜咸鱼汤和粟米粥，对这种粥还进行了无止境的语言学方面的争论，即应该怎样称它，是“白”粥呢，还是“什么也没有”的粥，还是“没有什么”的粥？
但是餐具却是稀有的五颜十色：有粗汤盆，有盘子，有饭盒，有陶制的，有洋磁的，有黑白铁的，有瓷质的，甚至还有银质的。有时，用银匙在粗陶制汤盆里喝汤，但有的时候也用木匙在细得几乎像色佛尔（法城市）瓷器一样的盘子里虎食稀粥。
大家都在这餐厅里吃午饭，有人民委员，有人民委员部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有克里姆林宫的来访者。
这里，坐在未经油漆的木桌子旁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外国话，因为上这里来的有从国外潜逃到苏俄来的同志，有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前战俘，也有政治侨民，如匈牙利人贝拉·孔和季博尔·萨姆埃利，波兰人尤利安·马赫利夫斯基，瑞士人普拉登，法国人热纳·良布尔勃和查克·萨布里，美国人罗贝特·玛依诺尔，德国人埃贝尔林，还有一个自称萨沙的中国同志。
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季米特利耶维奇·乔鲁帕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吃中饭。他领到午餐后，小心翼翼地把盆子放在桌上，把所有东西吃得一干二净，即使汤是完全稀的，而粟米粥有点苦味的。然后，他稍坐几分钟，把一双蜡黄的骨瘦如柴的双手放在膝盖上，大概是没有力气站起来。
他讲话的声音轻微，不太清楚，使人觉得，他是一个软弱谦让的人。但是这声音又带着多么坚韧不屈的意志力，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要求宣布粮食自由买卖和抬高粮食价格而发出狂吠和大声疾笑时，乔鲁帕宣称，苏维埃政权永远也不会为了讨好富农而放弃粮食垄断制的。
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不在饭厅吃饭，斯维尔德洛夫夫妇有小孩，所以午饭是打回家去吃的。乌里扬诺夫一家也是打饭回家的。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经常在饭厅吃他那份午餐。一般他总是同那一位同志一道来的，或则是为了让这同志吃一顿饭，或者是为了多抽几分钟同他谈谈话。有时，他就在这里，饭厅里，把盆子推开些，起草便条或电报。譬如有一次，他同普梯洛夫工厂的老工人伊万诺夫一起来吃饭时，他给彼得格勒工人拟了一封电报：
“工人同志们！你们要记着，革命情况危急。你们要记着，只有你们才能拯救革命；此外再没有别的人。
“……革命的事业，革命的救星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时不我待：在十分艰苦的五月之后，接着就是更艰苦的六月和七月，也许还包括八月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如何困难，不管如何艰苦，这里，饭厅里，人们经常逗趣和欢笑。谈话一般成为公众的，而有时当在此吃饭的访客参与谈话时，谈话会具有最难预测的样式。
譬如，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普梯洛夫工人伊万诺夫一起到饭厅里来的那一次，列宁谈起必须把工人和贫农吸收到党里来的时候，一个坐在他对面吃饭的农民，有着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和一嘴红火的连鬓髯，他突然说：
“不成，列宁同志，这可不成呀。要一个人只参加一个党，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列宁惊讶地问。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里就有几个党在坐镇。”
“怎么会这样呢？”
“这简直太简单了。就以我为例来说吧。如果对我说：‘去同德国人打仗吧’，我就会说：‘我不去’，这样我就是布尔什维克了。但如果对我说：‘把面包给我’，我就会说：‘不给’，这一下我就成了社会革命党人了。而如果还要问我些什么的话，那可能在我身上还会找到孟什维克的货色。”
真该听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如何呵呵大笑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刺后过了三个月，信件、电报、各种大会和村会的决议从全国各个角落纷纷寄来，这里他们表达了希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痊愈的心愿，以及表达他们对那些向他下此毒手的人的仇恨心情。其中，有一件从彼尔姆省或是维亚特省某地一村会寄来的决议。同它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小罐炼制过的黄油。
“……我们向列宁同志致以衷心的敬意，”决议中这样写道。“让那些吃人的资本禽兽们不要以为，他们用雇佣杀人犯的手能够使工农革命窒息而死。向列宁同志身上背叛地打了一枪，迫这并未使我们的队伍混乱，而相反却燃起了我们复仇的火焰。我们农民大声疾呼地声明：‘反革命势力，别再到我们这儿来，而如果还要来，还要抬起那龌龊的反革命的头颅的话，那末，你们就记住吧，我们已给你们准备好了坟墓。’我们向苏维埃红军致以热烈的敬礼，我们宣布，我们要去抢富农的粮食，养活军队和你们的家属。而为了正确地执行各项法令，我们在组织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员支部。恢复健康吧，亲爱的列宁同志，世界革命的领袖。不要再喝白粥了吧，就喝加黄油的粥吧，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幸福，更快地痊愈吧。无情的阶级战争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
〔黄炳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