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历史系讨论刘知几的史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南开大学历史系讨论刘知几的史学
南开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组，为纪念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诞生一千三百周年，对刘知几的史学进行了学术讨论。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肯定刘知几对我国史学的发展曾有重大贡献。（一）他创立了一套有系统的历史编纂学，其中一些主张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二）他创立了史学评论这一新学科，他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过去的史学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对其后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三）他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上也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如“实录”“直书”和“博采”等。但是，关于刘知几的历史观点，意见则有较大的分歧。
关于论述命运与人事对历史作用的估价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的史论贯穿了反对命运说，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所以他在《史通》中以大量的史实，驳斥了《汉书》《五行志》灾祥感应人事的谬论。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们，也不否认刘知几承认灾祥对人事的感应与征验。但他们认为，刘知几所说的征验与感应是服从于人事的。如没有人事本身的作为，也不能造成成败的结果。因此，他极力反对“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主张“夫论成败者，故当以人事为主”。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虽然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并认为“时”、“势”比个人作用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他不能更深刻地了解“时”“势”的客观经济与阶级斗争的内容，因而就把“时”、“势”归结为“运”与“命”结果就掉入了宿命论的泥坑。既然刘知几相信“命”“运”，他就从如下两个方面对灾异祥瑞的感应说作了维护（一）刘知几在理论上论证了灾祥感应是“不易诬”的。（二）刘知几更以史实作为灾祥感应“不易诬”的论据。另外，刘知几认为灾祥感应可以成褒贬，并认为写历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此。持这种看法的同志们认为，刘知几的灾祥命运感应说，比之董、刘、班的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
关于历史发展观点的估价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虽然承认社会历史是变化的，但是并无历史的进化观与发展观。在刘知几看来，社会精神和本质是不变的，这就是“孔门之教义”。并且，刘知几认为古今社会是一样的，他的理论是“以今方古，千载一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什么禅让，禅让都是篡夺。这从讽时来说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从史观来说则比古人朴素的历史进化观是落后了。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反对三代禅让说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并有反复古的进步意义。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们更认为，刘知几对古今社会变化的论述是具有明显的发展观点的。例如，他在叙述春秋、战国到汉代的社会变化时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远近无?。”这些对社会变化的认识可充分说明刘知几的历史发展观点。
关于史学批判精神的估价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刘知几虽然对古人作了很多的批判，然而他的批判完全是从儒家的正人君子的立场出发的。他一方面抨击贪君庸吏，其目的是要改造他们成为圣君贤臣；另一方面他更严厉地攻击了对封建制度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如陈胜项羽等。因此，刘知几要维护的正是儒家的“正名”、“君统”，即封建秩序。他的《疑古》与《惑经》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的；《疑古》在于贬弑君之臣，《惑经》是因为“经”没有完全坚持“正名”的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历代封建士大夫皆以儒家的经书作为准则，很少有人敢提出异议。但刘知几在《疑古》、《惑经》两篇中，对儒家经典作了大胆的批判。再说为“贤者讳”，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内史家公认的历史观点，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外表上的尊严，而对史实则作任意的歪曲。但刘知几主张写史应“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要“善恶必书”。所以他极力反对《尚书》、《春秋》对史事所进行的讳饰，指责他们不合乎作史的“实录”标准。因此，在刘知几的史论中，批判精神是极为明显的。持这一看法的同志们也并不否认，刘知几因受其历史条件与阶级地位的限制，仍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
（刘泽华、汤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