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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
专栏：

书话
晦庵
再谈翻版书
《翻版书》一文发表后，承蒙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纷纷投书，把他们曾经接触到的材料告诉我，张静庐先生还特地寄给我一份本来准备收入《中国出版史料》的目录，这份目录是从《中国新书月报》（华通书局出版，1933年2月被迫停刊）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及第二卷第七期、第八期上综合起来的，共收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二百零一种，大部分都用原书、原作者、原出版者的名义翻印，不过纸张和印刷极为恶劣而已。由于这份目录，使我想起，为了取缔翻版书，1932年7月在北京还成立了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查获了双义书店、卿云书店、宝仁堂书局等翻版书大本营，轰动了当时的出版界。但干这种勾当的其实并不止这三家，而且也不限于北京一地，郑州、开封等处都有类似的翻印机构。经过这次取缔，这批牟利商人便采取改头换面、张冠李戴的办法，把书名、作者、出版者随意改动，搅成一片混账，最后受骗的当然还是读者。而在这些翻版书的版权页上，则又同样印着“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样。贼喊捉贼，要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以为这倒是一个颇足以揭示本质的例子。
不过我说翻版书还有它的战斗作用，倒也不只是《子夜》一例。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长征到达延安以后，由于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当时延安出版的书刊，在白区就很难看到。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国民党表面上联合对外，其实反共行为变本加厉。1938年3月伪中央宣传部印发的《战时宣传纲要汇编》里，就已经说什么《暴日正在国际间宣传中国赤化，以铲除赤化为其武力侵略中国之理由”，因此必须“根绝赤祸”，“辨明我国绝无赤化危险”。敌人说不该这样做，此辈就奉命惟谨，乖乖的不敢这样做。投降嘴脸，自己画得如此分明，真可以说是无耻之尤了。紧接着这个所谓“指示”，蒋介石又屡次颁发“密令”，于1939年2月制定“防止异党活动办法”，8月，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办法”，10月，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而所谓“审查法规”，“审查手册”等等，也就一连串的出现，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反共便达到新的高潮。说实在话，当时住在大后方和敌占区的人，能够了解一点真相，知道一点解放区的情形，很大一部分就依靠翻版书，只要有一册漏网，立刻能化身百亿，广泛地在人民中间流传。单以新四军事件为例，我曾接触过而今天还有记录可查的，便有《时局逆流述评》、《今日之摩擦问题》、《论军纪》、《皖南问题的报告》、《震惊中外的 ‘皖南惨变’面面观》、《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等多种。这些大抵是采录时论，汇编成书，开始时原是出于组织上有计划的翻印，后来书商看到人心所向，有利可图，也便群起仿效。这一回和1932年不同，因为要争取读者，比较做得认真，印刷方面很少粗制滥造，而且还从政治论文逐渐扩展到文艺作品，效果颇为不坏。最近我就从书堆中找出一册《解放文学》（见附图），不署年月，不注出版处所，所收的都是解放区报刊上登过的论文和作品，正是上面所说的那时候翻版书里的一种。现在看来，虽然其中并无散佚难寻的材料，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蒋介石严密封锁下，这类翻版书曾经被看作革命的火种，在黑暗里点燃起真理，有作用，有功劳，因而也有可取的地方。条件不同，评价有别。世事本来就是那么复杂，即以翻版书而言，我看也还是不要一概而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