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与博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专门与博识
郭预衡
鲁迅说：“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要想博而不浅，专而不悖，就要既博且专。
博与专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我看古时候的专门家，大抵也都是博识家。凡是称得起一个时代的大师，多半都是既有古今中外的知识，又有东西南北的阅历。我国先秦时代的九流十家，在百家争鸣中，都是既专且博。他们既懂得本国，又了解别国，也多少知道一些“夷狄”的事物。孔子不仅深于六艺，还“多能鄙事”，号称“博学多闻”。他还走过许多地方，自称“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墨子是重实行的，但也不是不念书，相传他曾见过“百国春秋”。至于“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也不见得全是庄子的荒唐之辞。连庄子本身，我看也确是个不“拘于虚”、不“笃于时”的学者。诸子都博学，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先秦以后，中国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和学问家，是司马迁。这又是一个学通古今、足历南北的人物。后人谈学问，有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看这话也可以作“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的注脚。
在外国，类似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文艺复兴”时代，许多大师也都是足历东西南北，学兼古今中外。恩格斯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许多部门放射出光芒。”（见《自然辩证法》导言）有的人既是艺术家，又是数学家；既是历史家、诗人，又是军事著作家。但这样又不等于“杂”，更不至于“浅”。其实，即使是中国古代的“杂家”，也是“合儒墨、兼名法”，仍然有所专主的。
近代学问的门类繁多，异于古代，能不能作到专而且博呢？这是完全可能作到的。但是，一个人要想把专门学好，却非有一定广博的基础知识不行。基础知识应该包括古今中外，而在古今中外的汪洋大海中，除了现状，我以为尤其重要的是历史知识。毛主席告诉我们：既要研究现状，也要研究历史。我认为，学习历史，是学通古今中外的一个重要关键。历史学的多，不但可以知古，而且有助于知今，有助于研究现状。我还想过：古今的大历史家，一般（不是一切）都是比较有眼光的人物，而中国历代真正有才、学、识的人物，又大抵都兼历史家。汉儒“皓首穷经”的不少，但真有学问的是司马迁；清儒从事汉宋之学的不少，但其中凡是关怀国计民生的，大抵都兼治史学。顾炎武就说过：“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
学历史，对前人重要，对新社会的青年一代尤其重要。他们生下来已是新时代的主人，对于旧社会的一团黑暗无认识，不学历史，便无从比较；不能比较，便无从判断。判断是非，不能只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学点历史，便可知道以往的结论乃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必然的结论”，这样才可以使自己所学的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列宁说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见《青年团的任务》），不仅指历史一门，但我看历史在全部知识财富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