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永州八记”取点经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笔谈散文

向“永州八记”取点经
秋耘
我国古代文艺创作，以自然景物入诗入画的极多。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主要是山水诗；他的画，也主要是风景画。故宫绘画馆陈列的历代名画，风景画似乎也占很大的比重。
写景散文的盛况，不如诗画，但也不乏佳作。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永叔、苏子瞻、曾子固等都是写景的能手；而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更是千古传诵的赫赫名篇。
柳宗元写景状物，在练字遣词上是很用功夫的。他能够用准确、鲜明而生动的语言，把自然景物在艺术上再现出来，给人以一种实感：使你不但像看照片一样，见到这个景物的形状，而且像看立体电影一样，能够感觉到这个景物的神态，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它似的，比之“诗中有画”，似乎又更进一步了。请看，他是这样写石潭中的游鱼的：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这里一共只用了四十个字，把鱼儿写得多么活灵活现，真可谓尽态极妍了。“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写的确是清澈的潭水中的游鱼，决不是河中、湖中的游鱼。唐人沈佺期有一句诗：“鱼似镜中悬”，所摹绘的也是同样的景物，但用“悬”字，就显得板滞一些，不如上述这段文字写得那样生动了。
把鱼儿写活，不足为奇，柳宗元还能够把石头写活呢：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
（《钴鉧潭西小丘记》）石头本来是死的，柳宗元比之于“牛马饮溪”、“熊罴登山”，它们就“活”起来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悟到描写自然景物的一条经验，那就是不仅要“肖其貌”，更重要的是要“传其神”。不但鸟兽虫鱼有“神”，花卉树木有“神”，就是山水土石，也无不有“神”。前人论画，说山有起势伏势，石有立势走势，这就是它们的“神”之所在。绘画讲究“取势”，诗文更要讲究“传神”。写景状物，纵然穷极工巧，刻划入微，倘若面目俱在，而神气索然，也是缺乏艺术感染力量的。要“传神”，写出静中之动，恐怕也是一法。
当然，“永州八记”的难能可贵处，不仅在于它的写景状物能“豁人耳目”，而且在于它的抒情言志也能“沁人心脾”。“八记”中固然也有单纯以写景见长的篇章，但其中好几篇都是寓情于景、托物言志的。茅坤说柳宗元其实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可谓知音。在《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中已经颇有些感慨语；最后的一篇《小石城山记》，写景的笔墨不多，却发了一番议论：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这显然是借大自然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生发出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了。
情景交融，是写景散文的佳境，“八记”在这方面的造诣很高。在其中好几篇中，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物相结合，浑成一体，使自然景物的形象成为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的象征。像在上述这一篇中，作者就不但把石头拟人化，而且简直以石为友、自比于石了。王国维曾把写景的诗词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其实严格地说来，“无我之境”是不存在的。哪一个作家、诗人和画家笔下出现的自然景物，不或多或少地带点“我之色彩”呢？苦瓜和尚说得好：“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见（《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绘画如此，以诗文写自然景物又何尝不是如此。要写好自然景物，首先就要让自己与自然景物“神遇而迹化”，达到“意境两浑、物我交融”的创作境界。写景散文要写得情景交融，神色酣畅，这种“意境两浑、物我交融”的创作境界恐怕是不可少的。刘彦和不是也说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么？
今天的散文作者，当然不必像柳宗元那样，借大自然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却不妨借伟大祖国河山的新貌，抒发自己胸中的壮志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