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我们永远站在一起
巴金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东京羽田机场上飞机的时候，我站在舱口扶梯的最上一级，望着对面平台上栏杆前数不清的亲切的脸和狂挥的手，我提高声音接连地说：“再见！”我几次挥动我的双手，我真想跑下扶梯，跑到平台上，同朋友们再聚一会，可是人们在催我进机舱，接着扶梯也给推走了，最后飞机转了弯离开了地面。我坐在机舱内舒适的座位上，想排解压在我心上的惜别之情，却没有料到那无数只手一直把我的心拉向日本朋友的身边，甚至在三个多星期以后的这样静的深夜里，我还仿佛听见那些友情的声音，看见那些把我的心紧紧拉住的手。我什么也不曾忘记，连一首古老民歌的词句也清清楚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你明天要走了，
希望明天下起大雨来，
一天是不够的，
最好一下就是十天八天，
十天八天的大雨也不够，
不如索性下起刀尖或利箭吧……
这是在我回国的前夕，年青的导演关口润先生在汽车里对我讲的。在我们访问日本的期间，那位年青导演在工作和生活两方面都曾为我们出过不少力，可是我们跟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首先红了眼睛，掉了泪。对这样的朋友，我常常说，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在分别的时候，也会想到将来一定在更美好的日子里再见的事情。然而正是这样的友情把我们和朋友们的心紧紧拴在一起，人们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深的感情的时候，眼泪常常涌出来代替了它们。机场上并没有悲愁的气氛，送别的场面甚至比欢迎的场面热烈，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跟朋友中间的联系，一直继续下去的、切不断的联系。我跟日本朋友分别的时候，不仅相信我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再见到他们，而且我还有这样一种感觉：我和他们始终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美妙的事业努力，互相支持，彼此关心，永远不会分开。我知道日本朋友一定也有同感。那一个月中间在亲切的会见和融洽的谈话中，在欢乐的聚会和愉快的旅行中，我们和朋友们都不曾忘记未来的光明、美丽的远景，大家常常谈起它，梦到它。我的确感到了心连心的快乐。
我很难在机场上忍住眼泪。不但如此，在前一天我们的告别酒会上中岛健藏先生讲完话从台上下来，我走到他面前跟他握手表示谢意，我看见他眼角的泪珠，我的眼睛也红了。在中岛先生的泪珠里和机场上别的朋友的眼泪中一样，闪耀着未来的远景，那么光明、那么美丽的远景。我相信我们和日本朋友的友情一定会在那个远景中开花结果。所以我非常珍视这样的眼泪，而且我总是带着衷心愉快的笑容想起它们。
我坐在书桌前埋下头写以上的话，我觉得好像中岛先生胸前挂着他那两个照相机，眯起眼睛，露出和善的笑容站在我的对面。在那一个月中间我们常常称中岛先生为我们的长兄。他正直、诚恳、善良，却又有一颗火热的心，他热爱他的祖国，他也热爱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民中国。他的爱憎非常鲜明。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在箱根一家温泉旅馆的厅子里，我们对坐抽烟，谈到古巴，他严肃地说，美国人正在那里干坏事，但是不会久的，古巴人知道怎样对付那一帮人。过两天在东京他又笑容满面地为古巴人民的胜利跟我碰杯了。他是个忙人，他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做过很多的事情，他和那位不知道疲倦的历史学者三岛一先生一样，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我至今还不能忘记三岛先生指挥我们合唱“美丽的友情”的日本歌《东京—北京》的情景。有人说三岛先生从前寡言笑，可是他现在谈起中国，谈起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却滔滔不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以后，日本主人招待各国代表访问京都，我们在东京上车，经过横滨车站，十多个人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的两色大旗匆匆地跑到月台来欢迎我们，最前面便是满头银发的三岛先生。当时连谈话的机会也没有，火车停留的时间是那样短。三岛先生一直热情地挥着手。后来他告诉我，他这天刚刚在东京机场迎接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便赶到横滨来欢迎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有三个中国的代表团在日本进行访问，三岛先生作为好客而又热情的主人，他兴奋地到处奔跑接待来自远方的朋友。我们到镰仓的第二天，回到旅馆已经将近九点，在玄关脱了皮鞋，走过客厅，三岛先生已经在等候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从金泽回来，他还在东京上野车站迎接我们，把我们送到开镰仓的观光汽车上，现在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又从东京赶到镰仓来，他熟悉这个城市的历史，准备陪伴我们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他这天还在大学讲过课，前几天还参加过要求恢复中日两国邦交的游行示威。我关心他的健康，问他累不累，他笑着回答：“不累，孔子不是讲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方的朋友来得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友人熟悉我们的古典著作。在甲府市一个午餐会上，有人站起来为我们朗诵了王维的七言绝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是用日本话朗诵的，他还说现在应该读作“多故人”了。“多故人”，他解释得多么好！在日本我们的确有那么多的知己朋友。他们的亲切的面颜已经刻印在我的心上，而且越来越鲜明。我任何时候都仿佛看见龟井胜一郎先生的恳切而友爱的笑容。他陪我们绕着壮丽的富士山访问了好些城市，为我们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后来因为周到地照料我们的缘故，他左手的几个手指在金泽市被汽车车门碰伤了，他让手指流着血安静地参加我们和当地业余作家的座谈会。他的伤在医院包扎好以后回到旅馆，我们到他的房间去慰问他，他那么高兴地接待我们，谈得多么融洽，多么亲热，真像一家人似的。他后来甚至对我们说，他庆幸自己受了这点小伤，才有那样的欢聚。他还说那天下午和我们一路访问曾经进行过反对美军基地的英勇斗争的内滩渔民，看到美军基地的残迹，晚上又参加五百人的热烈的欢迎会，他的心情非常愉快，他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新的知识。我还没有机会拜读龟井先生的七卷选集和他关于日本知识分子的著作，但是接触到他那优美、正直的心灵，我对日本的知识界不能不充满敬意。日本的知识分子今天正在严肃地考虑问题。日本人民去年连续二十三次规模巨大的正义斗争，在知识界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书斋，站在人民斗争的前列，要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多的人走到十字街头，正在选择道路，要迈步前进。我昨天刚刚买到一本题作《日本人民站起来了》的画册，在显示斗争场面的许多振奋人心的图片上，我找到不少熟识的脸庞。我又看见了文艺评论界老前辈青野季吉先生，他年过七十，体弱多病，可是他那么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的前夕，他抱病出席日本联络委员会的酒会，走上讲台热情地举杯欢迎来自亚非两大洲的代表，第二天刚从医院出来他又赶到会场。他把参加这次会议当作庄严的任务，他因为会议的圆满成功而感到高兴。有一天下午，我们在他那间到处堆书、只能容三、四个客人的小客厅里谈了一个多钟头。老人对我们解释他的信仰：知识分子离开人民就会走上毁灭的道路。他还拿他一个朋友三弟兄的经历为例来说明问题。我们回旅馆的途中，那位给我们引路的日本朋友用尊敬的语调对我们说：“青野先生是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可是他住的地方比许多会员差。他自己并不在乎，他始终严肃地对待工作。”我们快要离开日本的时候，老人托人带来一张纸要我给他写几个字作为纪念，我写了这样的十四个字：“坚定的文艺战士，中国人民的朋友”。青野先生不止一次用充满感情的调子对我谈起他两次访问中国的印象，他接待我们好像在接待自己的亲人。那天我们上飞机之前在羽田机场休息室里，青野先生来送别，他坐在长沙发上面、我和白羽同志的中间，满面含笑地对到机场来送行的日本朋友说：“我要同中国代表团一路到北京去。”要是他真的能够和我们同路去北京那多好！今天我在上海的静夜里还仿佛看见他的起皱纹的面颜，跟我在机舱内通过圆圆的玻璃窗最后一次望见的一模一样。我多么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到中国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接受我们的友谊和敬意。
在画册上我还见到一个对我十分亲切的镜头，那就是石川达三先生拿着扩声机在对群众讲话。许多四十上下的中国读者熟悉他的名字，并且通过《活着的兵》这本小说知道他是一位正直而勇敢的作家。石川先生给我的印象也正是这样。他在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上的闭幕辞和在共立讲堂群众大会上责斥小坂外相的讲话都得到十分热烈的掌声。有一个下午我和白羽同志到他家里谈文学，在他那间明亮、宽敞、舒适的西式客厅里，听他恳切地谈他的创作和作家的责任。《活着的兵》里面几个非常残酷的场面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它们像无数根针刺痛我的心。石川先生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右手按住沙发靠背，左手拿着纸烟轻轻地举起来，他用低沉的声调谈他一边流泪一边写那本小说的情形。他明知道他的小说会给他招来不小的麻烦，也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可是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把真实的见闻隐藏在心里，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他终于发表了他的小说，而且吃了官司。石川先生不止一次地严肃声明：他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写的，他任何时候都不曾忘记他对读者负有责任。他的谈话给了我很大启发和鼓舞，光明、美丽的远景，给我驱散了二十几年前小说中阴暗的场面。回国的时候，他把我们一直送到机舱口扶梯前，最后一次紧紧的握手不仅表示了深厚的友情，还订了重见之约，第三次、第四次……见面的约。这样的友情是任何外来的力量所不能破坏的。
芹泽光治良先生也是我这次在东京结识的一位敬爱的朋友。他跟身材高大、身体强健的石川先生比起来，显得有点苍老了。然而他在精神上还是和石川先生一样地年轻。我在他的家里作客，他像接待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他坦白地说他同龟井先生过去都是所谓没有倾向的中间作家，若干年前他在法国害肺病，以为自己不久于人世，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后人，才开始写小说。可是他一再向我们强调人民的喜、怒、哀、乐就是作家的喜、怒、哀、乐，也毫不隐瞒他对北京的向往。他每一次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情。这种友情可以说是日本作家对我们的共同语言，友情可能有深有浅，但严肃和诚恳却是一样。
热情而讲话不多的白石凡先生在飞机跟前和我们握手分别的时候，差一点掉了泪，他为亚非作家的会议，为我们的访问，忙了许多天，也应该休息了。木下顺二先生从旅馆一直送我们到羽田机场。在机场上我没有见到阿部知二先生，可是我至今还怀念他。刚才我还找出来他和我在箱根小涌园风景如画的院子里合照的相片，他的脸上现出他常有的那种笑容。我想起和他在箱根过的两天十分愉快的生活。到箱根来同我们欢聚的还有几位日本朋友，中岛、龟井、白石三位早一天回东京去了。阿部、木下两位和我们同时离开箱根。有一次我们谈到日本的现状，阿部先生非常激动，也很痛苦。可是我们谈到日本人民的斗争，谈到中日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他又点着头愉快地笑了。我们离开箱根的前夕，晚饭后，谈到十点钟还不忍分开。大家重复着已经讲过多少遍的话，还觉得言不尽意。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两国人民间的友情激动着我的心，我多么渴望这种友情开花结果的日子早日到来。
我相信那个美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而且不会在若干年以后。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也是我们两国知识界、两国作家共同的愿望。我和每一个日本朋友的谈话都增加了我的这种信心。藤森成吉先生的朴素客厅外的雨景，川端康成先生收藏的字画，井上靖先生家美丽的积雪的庭院……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不论是阴雨连绵的日子，或者春雪飘飘的静夜，我们都和日本朋友在一起畅谈文学和友谊。我们已经把每一个友人的声音和相貌带回了中国。我没法在原稿纸上写下那许多、许多对我们十分亲切的名字。（我有多少感谢的话要向他们倾吐！）但是每一个朋友都在我的思念中。我永不会忘记他们。
我并不是一口气写成这篇短文。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静夜”，因为我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伏案执笔。而且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也看到那个共同的事业的光辉，我也体会到那种像长流的水一样切不断的深厚友谊。现在日本人民斗争的烽火又熊熊地燃起来了。对我们两国的作家来说，难道还有比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人民的胜利和幸福更美好的事业么？烽火越燃越明亮、越美丽，我们和日本朋友的手也越拉越紧。大家都在为那个共同的事业努力，我们和日本朋友始终站在一起，而且永远站在一起。我很喜欢那首民歌。但是今天用不着“下大雨”或者“下刀箭”来挽留像我们这样的客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永远、永远切不断的。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紧紧地拥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