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上海史学界举行学术会议
讨论中国古代、近代史中若干问题
上海史学界最近举行了一次连续四天的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上海历史学会今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讨论集中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方面，按此分成两个大组进行。
在中国古代史方面，着重讨论了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的田制、历史人物评价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在近代史方面，探讨了洋务运动和群众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规律等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集中在西周社会的性质上。会上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主张西周是奴隶社会；第二种主张西周是封建社会；第三种认为西周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发言者一致指出，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贯彻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会议对农民战争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如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而以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唐末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等几次具体的农民战争作为讨论的中心。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讨论内容侧重两点：第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皇权的关系；第二、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时强、时弱波浪式前进的原因。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四种不同意见：一、认为主要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有关。大土地所有制越发展，中央集权就弱，反之，如果压制和打击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中央集权就强。二、认为主要与地主制经济发展下领主制的残余有关。领主制残余强，中央集权就弱，反之，中央集权就强。三、认为主要与封建制下的奴隶制残余有关。奴隶制残余强，中央集权就弱，反之，中央集权就强。四、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产生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因此，它本身就保留有某种分裂割据状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波浪式前进的经济基础和原因。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议讨论相当广泛，以对武则天的评价问题讨论较为集中。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评价武则天必须从她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来分析，并区别开她的执政前期与后期所起的不同作用。在执政前期，她代表新兴地主的利益，在政治上打击世族地主势力，对当时历史的发展有进步作用，得到人民的支持；但到后期，她就日益腐化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武则天基本上不应该肯定。
对于近代史中的洋务运动，较集中地讨论了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的性质问题。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军事工业。第二种认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就整个企业说，不是资本主义性质，只是在雇佣劳动和使用机器方面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种认为，这些军事工业不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只是在这些工业中，出现了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准备了技术条件。
关于群众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规律问题，主要探讨了关于反洋教斗争在地区上的发展趋势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义和团运动前反洋教斗争的分期问题。发言者认为，反洋教斗争是从沿海一带首先爆发，向内地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关于分期问题，发言者认为应根据两个标准：一是参加反洋教斗争的阶级内容的变化；二是斗争内容和规模的特点。据此，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较妥，即从六十年代到中法战争，从中法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前。在第一个时期中，除劳动人民外，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地主阶级人物也参加，而且往往是斗争的推动者和倡导者。但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施加压力之后，官吏和地主阶级人物就先后退出。这时期，斗争的内容主要是打教士、烧教堂等骚动、暴动。到第二个时期，地主阶级就成为这个斗争的反对者，参加斗争的基本上或完全是城乡劳动人民。会党成为斗争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教会，还攻击其他外国侵略机构和人物（如外商、领事署、海关等），有的地方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到了1900年，就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上海历史学会准备就以上问题继续进行研究和讨论。
高亨完成《商君书译注》初稿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辅佐秦孝公变法，执政二十二年，给秦国奠定了国富兵强的基础。可是《商君书》这部书，有些篇章不容易读懂，而且经过历代的辗转钞录，有不少误、脱、衍、窜的地方。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早年便著有《商君书新笺》一稿，新近又撰写了《商君书译注》初稿。《商君书译注》初稿，有一篇题为《商君与商君书略论》的绪言，论述了商君和《商君书》的关系，以及商君的政治思想体系。作者认为，《韩非子》曾说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足以证明《商君书》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今本《商君书》二十四篇是汉人传下来的。其中《更法》、《错法》、《徕民》、《弱民》等篇，都涉及商鞅死后的事，可以论定不是商鞅所作。其余各篇，可能有商鞅的手笔，有不是商鞅的手笔。但考察现存《商君书》的内容，都符合商鞅的思想实质，没有重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可以说它是商鞅遗著和商鞅一派学者遗著的合编。作者又指出了在封建领主制度过渡到封建地主制度的时代，商鞅的法治主义和厚赏、严刑、重农、重战、压抑学士、压抑工商诸政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又揭露和批判了他的反动成分。译注方面，每一篇先列解题，简略地提出了每篇的重要内容，再列简注。注释除了吸收清代和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外，还有不少是作者本人的心得。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方以智全集》
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是明清之际的爱国主义者和思想家，今年是他诞生三百五十周年。目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组正在整理和编纂《方以智全集》。
方以智一生著作很多，但大部从未刊印。有刊本的只有《通雅》和《物理小识》两种流传较广。文集《浮山前集》在清代列为禁书，注释《庄子》的《药地炮庄》的刊本更为罕见（成都美学林排印本缺最重要的《总炮》部分）。
在整理过程中，编纂者得到了多方面的协助，搜集了不少新的材料，其中有解放后安徽省立博物馆收藏的一批方氏文稿钞本和陈援庵根据“嘉兴藏”本钞录的《愚者智语录》。目前已搜集到的方氏著作计有：1、哲学、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易余》、《药地炮庄》《性故》（即《会宜编》）、《一贯问答》。2、历史著作：《两粤新书》。3、音韵学著作：《四韵定本》、《正叶》、《五老约》。4、医学著作：《医学会通》、《内经经络》。5、诗文：《浮山前集》、《浮山后集》、《博依集》（存七卷）、《流离草》（《方密之诗钞》摘录）、《流寓草》（同上）、《药集》、《膝寓信笔》（见《桐城方氏七代遗书》）、《象环寤记》、《合山栾庐占》。6、语录：《愚者智语录》、《冬灰录》。7、杂著：《庐墓考》、《印章考》（见《篆学琐著》）。
根据初步计划，拟先将专著分卷出版。诗文集和语录有不少重复，需要重新编排。此外，还搜集到一些与方氏有关的材料，如各种方氏传记和倪嘉庆《青原山志略》等，将和新编的《方以智简明年谱》列为附录印行。
方以智的遗著和有关资料还有不少未经发现，编纂者正在继续搜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