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的花朵永远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上盛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友谊的花朵永远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心上盛开
中国访问印度尼西亚艺术团团长　萨空了
我们中国艺术团应印度尼西亚政府邀请，随陈毅副总理到印度尼西亚访问、演出。我们共到了雅加达、茂物、日惹、梭罗、三宝垄和万隆等六个城市，通过访问、演出和与群众联欢等活动，同四十万左右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见了面。在印度尼西亚，全团同志度过了公认为毕生难忘的四十二天。这四十二天所以难忘不只是因为印度尼西亚，这条“缠绕在地球腰间的翡翠宝带”（注）非常富饶、美丽，更主要的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我国的热情接待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我们的深厚友谊。从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三天起，我们代表团就在雅加达总统府和茂物总统行宫连续演出了三场。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苏加诺总统在百忙中一连三晚都看了我们的演出。开幕的第一个晚上，他上台和我团九十一个团员一一握手并赠花。第三天，当我们上午到茂物行宫后，他又亲来引导我们参观，指给我们宫中哪间房是他自己的办公室，壁上哪张画是他自己的作品。他又陪我们到行宫前散步，拍照。他告诉我们，草坪中央那块印度尼西亚的巨石上伏着的铜铸长龙，是从中国运来的，并说这两个物件的连结，象征着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当晚演出后，他还邀请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全体团员在一起共唱印度尼西亚民歌，同跳印度尼西亚的民间集体舞蹈，直到深夜。
我们在雅加达以及在其他各地访问、演出期间，受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的热情接待。至于印度尼西亚人民对我们的深挚友情，更是令人万分感动。我们在印度尼西亚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像置身在友谊的海洋里。我们到处都受到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和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组织的热烈迎送。甚至火车经过一个小站，只有三五分钟时间的停留，也有各阶层人民代表来赠花送礼。汽车通过一些小市镇，往往被群众截住要和我们握手、致意，送给我们当地土产和鲜花。如果我们在一地留的时间稍长，这些人民团体就要组织和我们举行联欢集会，交流文艺节目，在一起欢乐地唱歌、舞蹈。听到我们要到什么地方游览，附近各地的群众就有许多人赶来和我们见面。像在日惹，我们到婆罗浮屠（印度尼西亚在一千三百年前修建的佛塔）参观时，除当地人民外，还有附近的马吉冷、汶池兰、八加连、三马旺等地的居民赶来参加。我们到布兰班南印度教陵庙（建立年代与婆罗浮屠差不多）参观时，那里也聚集了附近各地的人民，他们带来了骑着竹编的马、戴着面具的舞蹈队，在印度尼西亚传统的音乐伴奏下和我们联欢。我们在梭罗去游览梭罗河畔的风景区“厨鹿”，在三宝垄去看当地人民纪念我明代大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的三保洞，都遇到等在那里的大批群众，把我们的游览改变成联欢会。我们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是有语言的隔阂，但是一唱《印度尼西亚独立之歌》、《哈罗！万隆》、《梭罗河》、《雅加达——北京》、《东方红》等歌曲时，这一隔阂立即消失了。
至于我们在各地演出时所受到的欢迎，就更难用语言文字来描写了。在日惹广场上演出，白天阴雨连绵，夜晚乌云如墨，但仍有三万多人携了雨伞，拥到舞台前面来。在梭罗、三宝垄，每场多至三万到六万人的四场演出，站在最后排的观众，没有望远镜，已很难看到舞台上的动作，却没有人肯走开。在雅加达的最后两场广场演出，有许多人从下午二时就拥到广场上去，等到晚七时半看我团演出。甚至广场上在连舞台都看不到的两侧也挤满了人，他们只能听到歌声和音乐伴奏，看不见舞蹈、杂技的演出，竟坚持到午夜不散。在各地演出中，要求重演的掌声，使我们演出的节目所需时间往往延长三分之一以上。看我们演出的入场券，成了最受欢迎的礼品。
我们成员中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当他们到清真寺去礼拜时，印度尼西亚人民争来和他们握手并道“色兰”，并让他们到最前列去。主持礼拜的阿訇为欢迎他们的到来，特别增加了“愿真主保佑中国、印度尼西亚永远友好”的祷词。
总之，不论我们到了哪个城市，印度尼西亚人民都狂热地欢迎我们。在街头随处安排了传统的“加美兰”乐队，许多人伴着乐声跳着民族的舞蹈。街上行人都向我们欢呼招手，“贝尔萨哈巴丹”（印度尼西亚语，意为友谊）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我们要离开一个城市时，总是大批的群众来送行，依依不舍。在我们乘船回国的那一天，送我们的人和我们全团成员分立船头、岸边，一齐唱歌达两小时，不愿分开。当我们的船徐徐离岸时，许多人在码头上追着船跑，大家都哭了。当发见一些我们新认识的年纪高的印度尼西亚知识分子也和青年一道跟着船跑，并且还不断招手时，我也不自禁的流了泪。
通过这次访问，我对于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有了深切的体会。印度尼西亚的朋友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就像扬子江和梭罗河一样：“源远流长”。这话说的非常正确。
在雅加达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文化上悠久、深厚的渊源。不论在博物馆的哪一部分，都可以找到二千年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记录。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瓷器部分。那里聚积了那么多的中国历代的瓷器已使人惊讶，尤其是那里的瓷器主要是中国历代民间的普通日用品，很少看到珍贵瓷器。这更证明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是长远的、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到日惹博物馆参观时，日惹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协主席普波迪宁格拉特教授拿了一批中国古钱给我看。据说这是不久以前才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共有四十公斤重，盛在一个铜质容器里。我发见其中最早的钱是汉代的“五铢”，此外唐、宋、元、明各代的钱都有，最多的是宋代的钱。普波迪宁格拉特教授说，他将把历代的钱各检出一个送给我们的博物馆，因为这是两国人民友谊深厚的最有力的证明。
记得我们到达日惹的第一夜，日惹人民文协的朋友邀我们去看他们的戏剧演出。到后才知道是用印度尼西亚语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据说梁祝哀史在印度尼西亚民间久已流传很广，薛仁贵的故事群众也非常熟悉。在梭罗河畔游览时，我们遇到了印度尼西亚一些老年民间音乐师，他们说我们两国的乐器有许多相同或类似，像唢呐、笛子和一些弦乐器，尤其是银质的大锣、铙钹，过去都是从中国传进的。他们的先辈许多人都熟悉中国的乐曲。
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学者公认，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应认真地深刻研究，因为两国现在都有许多零散的宝贵资料极待整理，还有许多未知的资料需要发掘、搜求。像普波迪宁格拉特教授，中爪哇省文化局局长新都·沙沙尔诺先生等，都从自己研究的历史、语言、音乐等角度，提出两国共同进行研究的迫切愿望，并用他们所知的种种事实，证明了两国古代文化交流关系的密切。
当我们到三宝垄参观了纪念郑和的三保洞后，我们对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的理会就更深刻了。在参观“婆罗浮屠”时，曾使我想到了最早从中国到印度尼西亚来的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义净。由于年代太远，形势变化太大，一般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甚至不知道这些史实了，但是到了三保洞，我感到郑和可以说直到现在，还活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心间。三保洞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传统友谊最生动的证明。三保洞是纪念郑和，也是纪念郑和的伙伴、印度尼西亚舵工阿旺的地方。这里存有清代乾隆以来的许多碑碣，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现在还经常到这里来焚香祝拜，当地居民还能给我们讲许多有关郑和与阿旺间友情深厚的传说。
匆匆的四十二天走马看花式的访问所接触到的上述一些事实，使我们全团成员深为感动，大家认识到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从古代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祖先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友好关系。
尤其是这次陈毅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以及发表的联合公报，将两国的友好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教育我们必须对增进和维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作更大的努力。
陈毅副总理在离开印度尼西亚时所作的广播讲话中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相距万里，但是正如印度尼西亚的谚语所说，‘远在天边，近在心田’。在反对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的心永远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上任何反动分子要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和友谊，都注定要失败的。”
苏加诺总统在陈毅副总理的告别宴会上也说过：“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不是普通的友谊，而是两个战友的友谊”。
我们今后所应努力的，就是在这巩固的团结基础上，求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更加发展。
在本月1日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成立六周年时，我曾代表中国艺术团的全体同志在庆祝会上说，今后我们大家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一切努力加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在我们两国有了友好条约，又有了文化合作协定之后，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在发展两国文化交流工作上是一定能作出贡献的。三宝垄接待委员会曾对中国艺术团献过一幅锦旗，上面写着：“愿友谊的花朵在两国人民心中盛开”。我相信这祝愿现在已成为现实，这友谊的花朵不只现在盛开，而且将永远盛开！
（注）这是荷兰文学家陶威斯·德克尔所作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