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 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复制链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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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
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翦伯赞
最近看到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虽然只是几百字残稿，但从这个残稿可以看出司马光写著《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
全稿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余字，所记是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一年之事，起是年正月王敦将作乱，迄是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掠居民千余而还。自正月至十二月，按月记事，有事则书，无则缺，但每事仅书发端一、二字或五、六字不等，以下便用“云云”二字结束。如：
“永昌元年正月乙卯改元。王敦将作乱，谓长史谢鲲云云”。
“二月，后赵王勒立云云”。
“五月乙亥，襄阳太守周虑袭卓于云云”。
也有仅书末尾一字的。如：
“十二月云云，还”。
手稿的后段是利用范纯仁写给作者及其兄旦的书札起草的。作者把书札上的字用墨涂去，墨淡，原来的字迹尚可辨认出来。
手稿的后面，有司马光手书的陈谢状。陈谢状没有上下款，不知是写给谁的。内容是答谢朋友的“颁赐”。
在同一稿纸上，既有司马光手书的《通鉴》稿和陈谢状，又有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兄弟的书札，这正如宋人赵汝述的题跋所云“幅纸之间，三绝具焉，诚可宝哉”。当然，最可宝的还是《通鉴》的手稿。
很多宋元人的题跋都说这个手稿是《通鉴》的初稿，我看这不是《通鉴》的初稿，只是《通鉴》的一个提纲，而且不是最后的提纲。
第一，如果是《通鉴》初稿，作者应将写入永昌元年的每一史实，从头到尾，全部写出，而这个手稿对于每一史实，只写发端数字，以后便用“云云”二字结束。显然，这只是作者把他认为应该写入这一年的历史事件提示出来而已。
第二，如果是最后的提纲，其所载永昌元年的史实，应与今本《通鉴》所载同年的史实相符，而手稿所写永昌元年的史实，与今本《通鉴》所载同年的史实颇有出入，证明这个提纲在后来是经过了修改的。
第三，史载司马光修《通鉴》，政府给笔札，如果是定稿，应该用正式的稿纸誊清，不会写在范纯仁的书札上面，更不会在手稿后面起草陈谢状。显然，这个手稿是一个提纲的初稿而在后来被废弃了的。
这个《通鉴》永昌元年手稿的发现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而是一开始就抓提纲，不仅抓总提纲，而且抓每年的提纲，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这一点就大大地值得我们学习。
更重要的是司马光对于《通鉴》提纲的起草，是用一笔不苟的字写出来的，这一点又说明司马光对待提纲是采取了如何慎重的态度。很多前人的题跋都赞扬他的这种慎重态度。例如宋人葛洪等的题跋云：
“此属稿尔，而字画无一欹倾，惟公不欺之学，何往
而不在哉”。
元人黄溍的题跋有云：
“此特其初稿耳，而作字方整，不为纵逸之态，其敬慎
无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季始克成书欤。今之文人，类以
敏捷为高，贵轻扬而贱持重，使温公复生，未必能与之相
追逐也”。
元人宇文公谅的题跋亦云：
“今观温公此稿，笔削颠倒，讫无一字作草，其谨重详
审迺如此。诚笃忠厚，气象凛然，见于心画之表，彼浮躁
急迫者安能如是邪！”
我同意前人对司马光的这种赞扬。固然，字的正草，不是衡论文章好坏的标准，但“作字方整”不仅是写字的问题，而是表现作者落笔不苟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赞扬的，因为这对于那些以了草轻率的态度对待编写历史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当然，更值得赞扬的是司马光亲自写提纲，对于《通鉴》一书的发凡创例所采取的慎重和负责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通鉴》是一部集体写作的书，参加这部书的主要写作人有刘攽、刘恕、范祖禹三人。刘攽担任两汉部分，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而由司马光总其成。此外还有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文字检阅。
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司马光自己邀请的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史载刘攽“博记能文章”，“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颂。”（宋史卷319本传）刘恕“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他曾“著《五代十国纪年》以拟《十六国春秋》又采太古以来至周威烈王时事，史记左传所不载者为《通鉴外纪》。”（宋史卷444本传）范祖禹“尝进《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云。”（宋史卷337本传）担任文字检阅的司马康，也是“敏学过人，博通群书。”（宋史卷336本传）
集体不大，每一个成员都是自己邀请的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即因志同道合，在认识上、观点上就容易取得一致。即因都有研究，每一个参加编写的人，都具备独立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都能担负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这些，我以为是成功地编写《通鉴》的主要条件之一。但不管参加集体的成员怎样强，如果主编置身事外，那么写出来的书，也不过是一床最好的百衲被，如果要使集体写作的书变成一个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那主编就必须对全书的体例以及各段落之间的联结、贯通负起责任。司马光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很好的模范。《宋史·刘恕传》载：“司马光编次《资治通鉴》，英宗自择馆阁英才共修之。光对曰：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看来司马光对于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是最器重的。永昌元年，属于魏晋范围，正是刘恕担任的部分，但对于起草这一年的提纲，司马光却没有委托刘恕而是亲自动手。这一点就说明了司马光对于总揽《通鉴》全书的纲要方面，作了辛勤的工作。由此可见，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固然要有很多刘攽、刘恕和范祖禹，但每一部书还要有一个司马光。
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应该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删繁就简取精用宏，特别应该记得列宁的教训：“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前人的题跋也赞扬司马光以书札作为稿纸的节约精神。例如韩性的题跋有云：“温公被命为通鉴，给笔札，辟僚属，其事至重。其以牍背起草，可以见其俭。”节约稿纸也是美德，但我以为司马光最大的节约不是稿纸，而是文字。如果因为节约文字而多用了一些稿子，我以为这不是浪费而是最大的节约。司马光编写《通鉴》就用了很多稿子。在写完《通鉴》以后，残稿尚盈两屋就是证明。假如司马光不浪费这两屋稿子就不能写出他的《通鉴》来，因为《通鉴》是从这两屋稿子中提炼出来的精华。经过这一提炼的过程就大大地节约了文字，节约了刻版工人的劳动，节约了纸张和其他印刷材料，特别节约了读者的时间。
《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前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按年代顺序，排比史实。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所有这些，都是一再提炼的结果，而不是大笔一挥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固然在精雕细刻方面，多半是由于参加《通鉴》写作的每一个人的努力，但对于全书体例的统一安排，史实的最后校订，文字的剪裁乃至句法的锤炼，使《通鉴》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司马光付出了最大的劳动。所以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当然，《通鉴》的写作之所以成功，时间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说时间很重要，不是说我们也要学司马光一样，用十九年的时间写一部通史，只是说用突击的方法对待学术研究是不妥当的。列宁说过：“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又说：“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我们往往太喜欢用热心和性急等等来弥补（或者以为可以弥补）没有这种知识的缺陷。”要记得列宁的话：“在这里，光靠蛮干和突击，光有机智和毅力，或者光有人的任何优良品质，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还要有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是要时间才能学到的。所以列宁告诉我们：“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学问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使学问变成僵死的条文或时髦的词藻。”
最后我还想顺便说一说范纯仁和他写给司马光兄弟的书札。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他在政治上和司马光一样也是保守派，他和司马光是很好的朋友，又是亲戚（司马旦的儿子司马宏是范纯仁的女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司马光被迫从政治舞台退到书斋，专门从事《通鉴》编写。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就带着他的《通鉴》编辑部从汴梁搬到洛阳。从此以后，一直到元丰七年（1084年）前后十五年，司马光都住在洛阳编写《通鉴》。这时有很多王安石的反对派避居洛阳。有一个时期范纯仁也在洛阳。当时这些寓居洛阳的王安石的反对派，组织了一个“真率会”，司马光、范纯仁都参加了这个“真率会”。据《宋史·范纯仁传》载：“时耆贤多在洛，纯仁及司马光皆好客而家贫，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洛中以为胜事”。范纯仁写给司马光及其兄旦的信，大概是他们同在洛阳的时候写的。范纯仁信上有“伯康必更痊平”及“伯康初山，（‘山’字应为‘痊’字之误）谅难离去，咫尺无由往见，岂胜思仰之情”等语。看来，范纯仁写这封信的时候，司马光与其兄旦居在一处，司马旦正在生病。据《宋史·司马旦传》载，司马光与其兄旦不居在一个地方，“光居洛，旦居夏县，皆有园池胜槩。光岁一往省旦，旦亦间至洛视光。”《宋史·司马光传》亦载：“（光）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大概范纯仁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司马光回到夏县去探视他的长兄的病的期间。范纯仁的信，主要地是问候司马旦的病。
范纯仁的信和《通鉴》稿没有关系，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司马光和当时保守派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司马光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他编写的《通鉴》也由于时代和阶级性的局限，全书都贯串着地主阶级的历史观，这种观点，露骨地表现在“臣光曰”的评语中。而且他写这部书的动机主要的是替皇帝提供统治人民的历史经验。尽管如此，《通鉴》这部书仍然是一部最成功的集体写作的通史，而且替集体编写历史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至于司马光编写《通鉴》的负责态度和治史的严谨精神，直到今天我以为还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集体编写历史的同志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