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是“人”——从木偶电影《一只鞋》谈起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老虎是“人”
——从木偶电影《一只鞋》谈起
王朝闻
一　
为了明白你对《一只鞋》的意见，特地看了这部木偶片。看了之后，觉得你的不满是有原因
的。在艺术上，我也不十分满意这部电影。想起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动画片《渔童》和《神笔马良》，想起陕西郃阳的提线木偶《打金枝》和形象又像动物又像人的舞狮，觉得这部木偶片很不成熟。我想谈谈它在艺术上的缺点和思想上的可取之处，不知道你看对不对。
木偶片《一只鞋》是根据同名川剧改编的。川剧从前曾叫《郎中义》，题材和《聊斋志异》里的《毛大福》、《二班》都有关。对于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的反映，作了创造性的处理，因而也就构成了较为深刻的主题。把语言艺术或戏剧改成木偶片，材料现成，看来仿佛是轻而易举的工作。可是事情不那么简单。既然运用的是另一种艺术样式，要发挥另一种艺术样式的特点来表现基本相同的角色和情节，基本相同的主题，实在不容易。电影还没有取得较之原来的作品更高的成就，有些地方较之原来的作品逊色。
川剧《一只鞋》里的老虎，在冲突中的地位，和《闹天宫》里的齐天大圣不同。而且，作为一个角色，虎的象征性和假设性很重要。从前虎是由武生或花脸来扮演的，只在脸谱等方面，点醒他是虎，正如《白蛇传》里的青蛇，只在脸谱等方面点醒他是蛇一样。后来也是由人来扮演的，不同的是具体扮成虎的外形。不论如何扮都行，其共同性在于：这一艺术中的虎，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形象是虎却又不是全面地再现虎的自然属性，只强调其与主题密切联系的某些特征。老虎在作品中出现的必要，在于它具有人的性格。拟人化的虎，其构成因素是矛盾的，因而也就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和魅力。正因为形象是猛兽，具有不畏封建统治的“野性”，它就更便于寄托一定历史时期中的人民的幻想，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揭露得更鲜明。如果因为过分强调了矛盾的一面，虎的自然属性具有压倒的优势，“人”的规定性不鲜明，形象应有的完整性就不免受到破坏。正如某些戏曲中那种逼真的实景和程式化的舞蹈不协调，因而破坏了形象的整体感和真实感似的，虎的生活环境，造形和动态太实，拟人化的虎应有的真实感反而削弱了。
《闹天宫》里的猴子，不能不有猴子的某些特征，但又不能太像猴子；《水漫金山寺》里的白蛇，不能不有蛇的狠劲，但又不能太像蛇。如果白蛇不过是肉冷冷的大爬虫，不用说观众不会同意许仙和她搞恋爱，反会觉得反面人物法海有道理吧？如果孙悟空不过是普通的猴子，动物园比戏园子更诱人，谁愿上戏园子去看表演呢？这些角色如果太像野兽或爬虫，还成什么符合人民审美观念、道德标准的英雄呢？具备寓言特色的《一只鞋》里的老虎，不像虎当然缺少特有的艺术魅力，也不足以充分表达主题。可是电影不适当地强调了虎的实感，观众误会作者是在歌颂野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皮影和木偶的长处，是造形和动作的半真半假，虚虚实实。也可以说它的长处是“离像取神，妙在规矩之外。”电影作者似乎在炫耀电影技术的特长，把木偶的特长放松了。电影怎样和皮影、木偶、剪纸结合，这几年已经有了可贵的经验，可惜《一只鞋》还没有更好地利用这种经验。你误会这部片子的思想内容很成问题，这和它那艺术上的缺点有关系。但是，这些缺点不过是艺术上的；要说它在政治上有严重错误，未免过分。
二
尽管《一只鞋》还有艺术上的缺点，这些缺点还没有严重到了淹没主题的程度。它是不是在宣传对敌妥协、对敌人存在幻想、对斗争采取调和主义的反动思想呢？我看没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非常明显，敌人是谁，朋友是谁，电影已经把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的。
离开艺术里的具体情况来给老虎做鉴定，不能正确判断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为了便于说明自己的意见，也想联系到生活。
在实际生活里，人与动物的关系并不简单，因而人对动物的态度，也不是简单的。列宁的战友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列宁》的名著里，记述了列宁打猎时的一件有趣的故事。他担任了一个岗位的射手，可是临了他有意放走了一只狐。人们埋怨他，他却很高兴，说他应当这样；理由是那一只狐太美丽了。照你对于《一只鞋》里的老虎那种看法来看，列宁放走了应当消灭的对象，该作何解释呢？列宁在休假生活的打猎活动中，放过了一只美丽的狐，是不是可以因此怀疑在阶级斗争中，他对敌斗争的无限坚定。读这样的故事，对于了解艺术品为什么把狐描写成可爱的角色，也很有益。同样的道理，能不能说革命电影工作者表现了和人民的审美观念相一致的老虎的某些特征，就有了立场观点的问题呢？
因为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老虎和人的关系可能改变。既然关系可能改变，人对老虎的态度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在农村生活时，没有遇见过老虎；可是武松和杨子荣碰上老虎时的感受，能够体会。在动物园里看老虎，说真话，我感到它是一种美的东西。动物园里的老虎，它那些固有的特征，例如毛色富于图案趣味，卧得那么沉着，走得那么稳重，等等，是最能引人注意的方面。老虎已经不再是人的生命的威胁，已经丧失了吃人的客观条件，它的某些固有的特征显得突出，而另外一些固有的特征降到不大引起注意的地位。条件变了，人们对于老虎的各种属性和特征，不采取笼统的态度，而是根据人的利益分别对待的。虎已经处于一种俘虏的地位，成为一种满足人民审美要求的观赏对象，谁要是对它采取消灭的态度，而不采取爱护的态度，我看不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批评杜林不应当把“恶”这一观念看成是永恒的。他嘲弄地指出杜林那种唯心观点时，提到了狡猾的猫，认为“恶就是猫”的说法是可笑的。读了这样的论文，除了再一次感到看问题应当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方法的重要性之外，想说说客观事物的多面性与人的审美观念的关系。中国人又爱猫又不爱猫。重庆工人的金钱板节目，是把猫当成自视太高的人的性格的象征，说它想冒充老虎，结果被羊搞得很惨。可是欧洲人和中国人对于猫，也不完全把它当成“恶”的化身来看待，不然它就不会被当成有趣的对象再现在绘画或雕刻里。在我国民间年画里，当成鼠的对立面，猫被描写成可爱的角色，甚至还有神猫的传说。看来猫这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当人们为了体现一定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美丑观念时，作为塑造形象的原型，是从它的某些特征着眼，而不是从一切特征着眼的。要是猫不是有温顺、清洁和偷嘴等有利和不利于人的特征，猫就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有时成了反派角色，有时成了正面人物。鼠，对人更不利，所以它被列在四害的名单里，该除掉。但是人们对于它是不是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憎恨它的一切呢？或者说，在它的身上能不能发现和人民的审美观念相一致、即有利于人的生活的特征呢？民间年画里的《老鼠嫁女》等作品且不去说它，就是在齐白石的画里，受到的待遇也很不一样。有的是和讽刺的意图相结合，有的却相反，和画家赞美什么的情感相结合。老鼠愈轻捷愈机灵，愈有破坏性，愈不好对付，这一切愈不利于人的物质生活。如果只从这一特点出发，难免作出这样的结论：鼠是不善的也是不美的。但是，存在于鼠身上的轻捷或机灵，为什么又可能成为构成齐白石一些艺术形象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以肯定态度来对待的呢？简单地说，画家为了寄托有利于生活的审美观念，或者说，热爱劳动的人在它的身上发现了和劳动有关的美的特征，从而着重地表现这些特征，它就成为表达健康的感情的一种形式。如果脱离了艺术家表达一定观念和意图，否认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自由，而离开艺术给动物作鉴定，纠缠在对象本身的一切特征，无法解释艺术创作中的复杂现象。有人以为要画麻雀就得采取否定的态度，这就未免把艺术的功能看得太狭窄，也把麻雀在人们精神上的作用看得太简单。
进步艺术中的虎，不全是反面角色，何香凝中国画中的虎，郭沫若诗中的虎，有些是革命思想的形象化。在这些作品里，是虎自身，又是别的什么。形式上描写虎，实质上是为了表现人。《一只鞋》里的虎，为什么可以代表好人，也因为虎固有的某些特征，符合人民的审美理想。利用来表现人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美丑观念，没有脱离它固有的某些特征。正如猴子有机灵、活泼、敏捷的特征，才能够成为理想人物齐天大圣的形象的原型一样，凶恶而残酷的老虎，也有直性和勇猛的特征。不只是在艺术里，就是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为了强烈地表现自己的某种观念，对于威胁人的生命的老虎，不一般地憎恨它，有时也喜欢它某些和人们审美理想有联系的特征。为了表现强的憎恶，“虎”字出现在语言里，是不逗人喜欢的。说面善心恶的地主是“笑面虎”，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这相反，为了表现强烈的喜爱，“虎”字出现在语言里，是逗人喜欢的。进攻猛烈、丰度活泼的乒乓球选手庄则栋，代表了我国球艺的新水平，人们热爱他，亲切地把他叫做“小老虎”。热爱孩子的长辈，根据孩子的性格特征和自己的审美观念，往往给孩子取个带“虎”字的小名。英雄董存瑞叫做“虎子”，朱老忠叫做“虎子”。公社里的有些生产队叫“飞虎队”，称张飞为“虎将”，正如“虎背熊腰”或“龙行虎步”的语言一样，“虎”字往往成为美好事物的形容，譬喻，象征。这一切其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承认，能够得到流传，一方面基于人们的思想感情，一方面也基于老虎的某些相应的特征。可见人对老虎不是一般地采取着否定或肯定态度。由于它有可恶的方面，人们用这一方面来攻击坏的事物；由于它有可爱的另一方面，人们用另一方面来歌颂美好的事物。
三
《一只鞋》里的虎，形象还应当空灵一些，生活环境等等表现得还不够巧妙。却不能以为根本不应当把老虎的某些特点当成美好的品质的象征，不配寄托积极的理想。艺术是生活的典型化，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记录。如果把艺术形象与生活现象等同起来，不能了解艺术的典型化，只能得出取消艺术的错误结论。许多寓言都离不了鸟兽、虫鱼、花草树木，这是社会生活的变形的反映，却也是现实性的反映。如果以为艺术形象只能是生活的简单记录，那么，寓言、神话、童话、漫画等等艺术样式都只有死路一条。
艺术和科学不同，艺术里的生物，不是以自然科学的对象的身份出现的。《一只鞋》里的虎，因为是猛兽，贼怕它，医生开始也怕它，差人怕它，县官怕它。因为它同时是“人”，医生帮助他，爱他。他有义气，敢打不平，使无辜的犯人得救。老虎和实质残暴的县官成为对比，完成了社会上人在那样的历史时期完不成的事。因为它参加的是社会性的冲突，必须转化为“人”，转化为品质崇高的“人”。正如《红梅记》里对好人善良对坏人凶狠的鬼一样，人格化的虎的出现，对于现实的反映，不只是现实性的，而且是创造性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民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反映现实的艺术，题材、体裁、形式、风格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这种不拘于实在的大胆虚构，好像歌颂党的藏族民歌里的句子，“千里山水万里云，草原紧靠天安门”那样，是人民拥有饱满的热情的表现，也是人民拥有卓越的智慧的表现。如果把路子限得太死，和人民的利益矛盾，首先不利于政治。
我们有理由向艺术家提出一切艺术手法都必须准确的要求，但，这主要是指它的性质来说的。寓意性的《一只鞋》里的虎，具有譬喻的性质。比喻和被比喻的东西之间，有联系，但不是等同，所以列宁说比喻总是跛脚的。如果比喻本身和比喻的对象一模一样，何必还要比喻？先烈瞿秋白说伟大的鲁迅是“狼之子”。这是指他对待反动派的狠劲来说的。有了这样的比喻，鲁迅对敌人的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的反映，就更形象也更强烈。敬爱革命导师列宁的斯大林，用“山鹰”这样的词句来形容列宁的风貌。这是一种确切的比喻，也是一种热情的歌颂。这一比喻所以能够成立，是从山鹰那种与人的审美观念相联系的特征着眼的，因而人们不怀疑比喻是意味着山鹰的一切特征。出现在艺术或论文中的事物的某些特征，作为形象的一种构成因素，是有选择的，因而它在反映生活上的作用也是相对的。它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又不是固定不移的。比喻有适应性和局限性。上述这些生动而确切的比喻，正如松树可用来象征革命的原则性，柳树用来象征革命的灵活性一样，不过是从客观事物的某一方面着眼，和主观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在形象上强调了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方面的区别。谁要是误认为革命者和革命工作就是自然界的植物，责任在谁还值得争论吗？自然的老虎吃人，是一回事；艺术里的老虎和人交朋友，是另一回事。《一只鞋》不是给自然界的老虎写传，因而不能断言它根本不应该把老虎当成正面人物的象征或比拟。
艺术的主题，不能脱离一般的政治原则，但它不是一般政治原则的重复，而是和特殊的题材（不是一般的素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思想，即艺术家对于特殊的人物和事件的具体判断。因为它是包含在具体的形象之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文字来注明的，不是人人都能够随时体会得深刻的。革命英雄主义表现在董存瑞、丘少云、徐学惠这些英雄的行动中，但是具体表现很有区别。我国传统艺术为了揭示深刻的主题，也常常采取了非简单化的形式。《红梅记》里的鬼（李慧娘）是真正的人，而披了人皮的贾似道，实质上才是鬼。为了深刻地揭示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和被残害者的强烈的反抗，这些传统艺术才敢于出鬼。不从作品的内在意义来考察，阿根廷作家的优秀剧作《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的好处也无法认识。把人当成东西来拍卖，当成古董来收藏，等等，都不能以为是不现实的，其实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攻击。可见为了揭示不一般化的主题，艺术形式可以有很大的能动范围。如果这种看法是不错的，那么，我以为你所提到的“苛政猛于虎”，电影《一只鞋》也是从特殊的题材着手，给它提出了具体的现实根据。
“苛政猛于虎”是几千年前孔子就说过了的（《礼记》：《檀弓》），它是对于封建时代反动统治者的一种批评。苛与不苛，主要不在于外表，要看现象所包含的性质。反动统治者的苛政，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窦娥冤》里的县官，凶得很，朱笔一挥，就把无罪的少女置于死地，当然是一种苛政。《一只鞋》里的县官，看来不过是一个胆怯的小丑；最后不仅没有杀人，一经“老虎”出来作证，不得不把好人放了。尽管具体情节不同，县官在事变中的具体表现不同，是不是因此可以说他的行动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的呢？“老虎”不挺身而出，当堂作证，乡村医生的命运不是很明显的吗？问题不在于外表，而在于实质，在于他们所代表的腐朽的统治制度，在于执政者对人民的基本态度。不仅中国封建时代的艺术揭示了苛政的多样性，外国作品，例如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是创造性地反映了苛政的。作品里的那些审判官，外表上并不张牙舞爪。那个好色的庭长，没有对犯人吹胡子瞪眼，样子不太残暴。由于意识到自己不体面的行为，在女犯人的一瞥之下，只得垂下头来，于是法庭上有了片刻的全然寂静。但是这个毫不关心犯人命运的庭长，和在法庭上打瞌睡的法官急于结束审判，最后草草了事，冤枉给无辜的玛丝洛娃判了流放西伯利亚的罪刑。这种草菅人命的态度，不也是一种苛政的表现吗？《一只鞋》里的县官的态度，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的罪恶性质。
《一只鞋》虽然还有一些艺术上的缺点，并不因此淹没了正确的思想内容。艺术性和政治性不能没有界线；艺术上有缺点的作品不就是政治上有错误的作品。把电影《一只鞋》说成是毒草，这种结论未免太匆忙了。
1961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