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高尔基故居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访高尔基故居
乌兰汗
两年前，一个春光妩媚的下午，我有机会访问了高尔基的故居。
卡查洛夫街六号。这是一栋灰色的楼房。墙上嵌着一块花岗石板，板上刻着几个字：“高尔基于1931—1936年居于此”。楼房正门如今不通行。我们推开绿色篱笆间的板门，跨进了小小的花园。绿荫复盖着沙土的幽径，幽径直引到楼房的侧门。我们静静地站在门口，不知为什么觉得高尔基好像还住在里面，还在里面写作，手轻轻按了一下门铃。隔着门扉上一块小小的、既不方又不圆的玻璃窗，现出来一张慈祥的面孔。门开了，一位中年的妇女热情地向我们伸出手来，并自我介绍道：
“我叫贝什柯娃·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也许怕客人弄不清她的身份，又加了一句说明：“高尔基的儿媳。”
陪同的苏联朋友补充道：“她还是一位画家。”
高尔基的唯一的儿子阿列克塞·贝什柯夫是位外交家，但比他父亲早两年离开了人间。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非常周到地接待着我们。她亲自为我们做向导。她说：“这栋房子在革命前原属一个资本家。革命胜利后，被收为国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成立的初期，曾设立在这里。1931年春，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政府便把这座小楼调拨给他当寓所，因为环境比较幽雅，适宜于写作。高尔基在这里前后住了四年。他去世后，他的晚辈们还住在这里，不过楼下一层的四个房间，都保存高尔基在世时的样子。”
室内很多家具是原房主留下来的，高尔基搬来后要求不要为他购置新的东西，所以室内的陈设并不能完全代表高尔基的兴趣。不过，这房子一经高尔基占用，也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而产生一些变化，无形中留下很多他的劳作的痕迹。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在招呼我们的空当儿，到楼上去了一趟。回来时满意地说：“我告诉孩子们说：来了中国客人。她们可愿意见到你们啦！”她把“中国客人”说得那么亲切、真挚，以至使人马上意识到，中国客人在高尔基的家里，一向被视为亲近的人。历史留下了一些片断，不由得浮上脑海：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这时，高尔基接见了中国济难会的代表，向他们索要这方面的材料，准备写成书，公布于世，让各国人民看清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本质。虽然由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而没有写成这本书，但在他后来的许多政治论文中都念念未忘战斗的中国，他对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表示敬佩，对中国苏区新的生活加以颂扬，而对人民的敌人则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932年，萧三同志给他写信求见，他亲手在信角上写道：“应当请他来”。1934年，高尔基接见了一位中国人，那人告诉他：很多中国朋友都希望见一见高尔基，可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活埋了。高尔基听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我们随着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走进了他的工作室。这里一切都摆得规规正正。正对门口放着一张大木桌，桌后一把红木椅，椅子斜放着，好像主人刚刚离开座位。椅背上刻有中国的
“福”字（在高尔基的书简里曾提到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给他买了一套“十八世纪的中国家具”，莫非说，它就是其中的一把？），椅后是一架两米来宽的大立柜。
就在这把椅子旁，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介绍了高尔基的工作情况：“高尔基非常珍惜时间，热爱劳动。当时他已年越六十，可是仍然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制度。清晨起来，先到庭院散步，从事一些体力劳动，剪枝呀，松土呀，种树呀，栽花呀……从八时到下午二时，他在这里工作。工作很多。他领导几种刊物的编辑工作，像《我们的成就》、《建设中的苏联》、《文学学习》、《在国外》、《集体农民》这些杂志，还有《杰出人物》丛书，还有《国内战争史》、《工厂史》……”
“工作时，他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搅他。只有他这两个心爱的孙女偶尔窜进来，打破了室内的寂静。那时，老爷爷就会给他们讲一段自己那饱经风霜的往事。”
我们没有察觉我们背后出现了两位青年妇女。她们见我们回了头，便亲切地跟我们打招呼。
“我叫达丽娅。”年纪较轻的一位先伸出手来。
“她是演员。”母亲替她加了一句。后来得知，有一年大家给高尔基祝寿，达丽娅当着客人为爷爷朗诵了一首涅克拉索夫的诗。高尔基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说她很可能成为一名演员。没有出乎这个预料，达丽娅果然走上了舞台。如今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又指着身穿绿色连衣裙的女人介绍：“那是她的姐姐——马尔华。”这时，她们身边的几个伶俐的孩子看到招呼他们的母亲，也都活跃起来了。
“吃过午饭，”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等寒暄之后，大家肃静下来，便又接着讲了下去：“高尔基在这里阅读信件、报纸，有时到餐厅里去接待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客人。”“高尔基每天收到的来信和稿件很多。每封信他都争取答复，而且总是亲笔写回信，不烦秘书代劳。给青年作者退稿或是寄书时，也往往亲自动手包扎，写好地址，最后才请别人交送邮局发出。”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说到这里拉开了橱门，格板上摆着剪刀、绳子、胶水……高尔基当年用过的一切。
案头上，除了笔、刀、吸墨器等文具以外，还有一折长的、方的小纸条。高尔基总是把自己的感想或意见写在这种纸条上，夹在原稿或书籍当中。纸旁还有两个小小的玩具：石刻的小鱼和盘缠的枯树枝。高尔基在那根树枝突凸的一端画了两个小圈，真是画龙点睛，使那枝毫无生命的枯枝一变而为张牙舞爪的怪兽了。它卧在案头上确实耐人寻味。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高尔基对东方的，尤其是对中国的民间艺术创作很感兴趣。就在这间工作室的一侧，树着一台玻璃橱柜。那里，上上下下摆满了各种骨刻，其中最多的是中国的牙雕。据说这里陈列的只是他后期收集的一部分。早年搜获的一百一十五尊青铜佛像，全部赠送给列宁格勒博物馆充实东方部和中国部的展品了。
小说《铁甲列车》的作者依凡诺夫曾经这样记述下高尔基畅论中国艺术的情景：“二十年前参观的那个博物馆，宛如昨天才看过一般。他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他谈得津津有味，如同带我们看完这一架展品又去看下一架……高尔基纵谈中国历代的文化。时间没有磨消他的记忆，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也颇为欣慰。但当话题转到天才上时，他讲得更是有声有色、亲切动听：
“中国是个天才的国家，不过对欧洲的文化影响不大。因为那里的天才毕竟遭受了蹂躏、压制……”倘若高尔基能活到今天，能来到我们新的中国，能看到我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下蓬勃发展的民间艺术创作，他又该怎样加以赞赏呀？！他不是曾经渴望到中国来吗？远在1900年，义和团反帝斗争震撼世界的时候，他从乌克兰一个偏远村庄两次写信给他的挚友契诃夫，鼓动他同道来中国。那是多么动人的一封信呀！他写道：“中国的念头在折磨着我。我非常想到中国去！很久以来，我从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想过什么事。你不是也想到远地去旅行——一同去吧？真去吗？那就好极了！……”
高尔基没能实现这一愿望，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一直没有减少。代他来到我国的是他那大量译成中文的著作。其中有不少篇洋溢着对中国的向往——从自传体小说到晚年一针见血的讽刺文。在小说《夏天》里，高尔基就通过主人公格涅多依对中国人做了这样的评论：“我一见他们就觉得亲热”。接着，格涅多依以真挚的口吻赞美勤劳而又酷爱和平的中国人民：“他们在斗争，在种地……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弄得多么好呵，我的天！那简直是给新娘子铺褥被，而不是耕地呀。这才是真正的劳动人咧。为什么要跟他们打仗？他们是绝不希望战争的……”
高尔基的工作室紧连着他的卧室。卧室不大，斜对入口的角隅立着一只简便的洗脸台。
“高尔基总是晚上入睡前刮好了脸，以便腾出早晨的可贵时间，来从事其它工作。”
一张单人床放在卧室中间，一头顶着墙壁。床头栏架上系着一只挂钩，可以吊挂电灯。床头左上方的壁上装着一个小型书架，摆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这也是在他的编辑下出版的头几种，原定好像准备出四十本，他死后，已出了一百多本。
靠床有个茶几，上面摆着一张照片，一个天真可爱的女孩子的脸，从相框里望着你。谁呢？我们在猜想。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却指着依着门框的马尔华说：“呶，就是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卧室洗脸台前，有一架三面嵌着玻璃的立橱，里面有些高尔基的日常生活用具，药品，还有一根人参，显然年代已久，人参有些焦黄。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告诉我们，大概在1924年底，高尔基住在卡普里岛上时，有几位中国人去探望他。知道他身体衰弱，便给他带去了人参，作为礼物。不过，这根人参，高尔基一直随身带着，没有服用。人参保存下来了，陈列在那里，好像也在述说言语表达不尽的情谊。
我们来到书房。高尔基在这个寓所里共有一万左右册藏书。其中有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位从底层出来的高尔基正是跟马列主义结合之后，加上他个人的革命实践，以及跟列宁和斯大林的友谊，使他掌握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武器，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了自己的某些错误思想，为党、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迹。
“大约在三千本书上留下了高尔基的批语。”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说着，顺手抽出几本书来。有的用彩笔划了道，有的留下了眉批。在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作家艾尔杰耳著的一本书上，文前附有列夫·托尔斯泰的序言。托尔斯泰在序文中认为挽救俄国的不是革命力量，而是宗教力量。高尔基就在老文豪的名字前写了一个替他伤心的“咳！”字，这意味深长的一个字，包含着多少问题呀！
从书房又走进了餐厅。这是最大的一个房间。靠窗停着一架钢琴。高尔基全家平时在这儿进餐，同时，这儿又是会见来访者和同文学家聚会的地方。在三十年代初，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高尔基和各种派别的文学家们进行了多次交谈，研究如何同心协力创造伟大的先进的苏联文学，帮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从而为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是在这个大厅里，斯大林向文学家们道出作家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名句。
我们向高尔基的儿媳——好客的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表示感谢，并跟他们全家人告别。临行时，她说：“高尔基的晚辈中间今天只有妮娜没能见到中国客人，她回来时，一定会很难过。”
偏巧就在这时门铃轻轻响了一下，门开时走进来一个俊俏的十一、二岁的姑娘。她手里提着书包，绯红的脸上闪动着一对水汪汪的蓝眼睛。从她的相貌上可以猜想到是这家里的人。
“你就是妮娜吧？”我们逗趣地问道。
“是呀！你们是谁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在我们之间扫来扫去。
纳杰日达·阿列克塞耶芙娜像赠送给她一件心爱的礼品似地说：“从中国、中国来的客人！”妮娜的脸立刻开朗得更可爱了。
“你知道中国人吗？”
“知道，中国人是我们的同志和弟兄！”
好孩子！伟大的高尔基在将近五十年前写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的正是这一句话：“我们，在精神上是弟兄，在志向上是同志。”如今，这一崇高的思想，已在中苏两国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的心中开了花。
我们走出这栋楼房，看着在阳光下新开的花朵，不由得想起高尔基对他儿子说的话：“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一生里，只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事物——花朵、信念、对你的欣喜的回忆——那么你的生活将是轻松愉快的。那时候，你会感到一切人都需要你，而这种感觉会赋予你一颗高贵的心。记住，给予人们永远比取自人们要愉快得多。”
我望着满院的阳光、春花，想着，高尔基给予我们的何止这一点，还有人间最高贵的一颗伟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