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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梅园新村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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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1-07-02
第6版()
专栏:

  访梅园新村
  张竞 古平
眼前放着一叠照片,这不是一些普通的人物留影,这是我们党的珍贵的历史见证,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全面发动反革命内战前夕,我们党为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一页真实的记载。
摆在最前面的第一张:在一个不大的庭院里,灿烂的阳光把一切照得十分明朗。紫藤的叶片一串串从顶吊下来。阳光透过稀疏的叶缝,洒下一个个柔和的光圈。廊前的葡萄架,已经披上了茂密的阔叶,覆盖着窗前的小阳台。这是一个初夏的早晨。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站在宅前的紫藤树荫下,神情非常宁静而坚定,仿佛在深深地思虑着什么重大的问题。
翻过一张,是周恩来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室里,长桌两边和周围的沙发、椅子上都坐满了人,连窗外都挤满了人头。他们有的扶笔速记,有的侧耳静听。周恩来同志站在一张地图前面,右手指着地图,严正地向中外记者痛斥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罪行,反对和抵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的独裁的“国民大会”的召开,申述中国共产党坚决与全国人民谋求真正和平的主张。
接连有好几张照片,都是周恩来同志在接待记者时拍照的,有的在室外的院子里,有的在郊外的风景区。周恩来同志精神奕奕,谈笑自若。他那充满力量的言词,富有感染的神态,使周围的许多人在真理面前都不得不表示信服。
这些照片所记载的都是十五年前,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工作时的情况。十五年前,1946年5月,正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前夕,形势已经十分危急,我们党一面在解放区积极准备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一面仍不放弃争取和平的一线希望,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包括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等同志,从重庆到了南京,当时的办公地址就设在伪总统府东边的梅园新村十七号、三十号和三十五号。代表团在这里与国民党蒋介石整整作了十个月的谈判和斗争。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公开撕毁了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拒绝继续和谈,强迫代表团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人员限于3月5日之前全部撤退。至此,和平谈判的大门完全为蒋介石关死。1947年3月7日,代表团被迫撤离了南京。
离开那个战争阴云与和平曙光激烈交战的日子已经十五个年头了。今天,我们又来到梅园新村。初夏的阳光洒在马路两旁碧绿的梧桐叶上,当年代表团的几座住房,宁静地座落在银灰色的围墙里面。这里,庭院如故,风光依旧,而时代,却和十五年前已经完全是两个天下!跨进梅园新村三十号的小门,周恩来同志曾经住过的地方,满园景物一如往昔,然而,花木更新更茂,红瓦白墙愈显光辉。这里,如今已经成了我们党的珍贵的历史遗址。
走上台阶,左边是一间小会客室。这是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会见各方面人士的地方。靠壁几张沙发,中间一张小圆桌。圆桌上,放着一盆晶莹瑰丽的雨花石,它象征着坚定、无畏的革命精神,陪伴着它的主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多么艰辛多么焦虑的日子啊!
介绍的同志告诉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同志代表我们党,代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坚持实现和平、反对内战的严正立场,向国民党提出全面停战,长期停战的主张。然而,反动透顶一意孤行的蒋介石,不但不履行他亲自签署的停战协定,却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全国性的空前大内战。
在那些日子里,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给了蒋介石巨大的援助。周恩来同志用确凿的事实和伪装成“和平使者”的美帝国主义总统特使马歇尔,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彻底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利用“调处”之名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阴谋。
在那些日子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还和各方面的人士广泛接触,宣传我们党坚决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团结了广大的民主人士。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和平民主运动的个别代表或团体,却使用暗杀、凶殴等法西斯的血腥手段,企图消灭和平民主运动。中共代表团到南京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制造了“下关惨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连夜赶到医院探望慰问。周恩来同志非常激动地握住被殴伤代表们的手说:“血不会白流的!”下关惨案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国民党特务又在昆明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李(公朴)闻(一多)惨案”,在全国范围内扼杀了民主,制造了法西斯恐怖的局面。
就在战争乌云到处翻滚,血腥镇压日益嚣张的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日日夜夜地为和平而奔走而斗争!他们呕尽了心血,费尽了唇舌,只要有一线和平的希望,决不放过争取的机会。虽然,蒋介石终究关死了和平的大门,然而,有许多人却从此擦亮了眼睛,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接受了我们党的主张,投入到革命的怀抱里来。
代表团在南京这一场艰巨的斗争,使我们对这间不平凡的会客室,更加增添了无限的景仰。
会客室的对面,是周恩来同志的办公室和卧室,这是联在一起的两个小房间。办公室内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沙发,两张办公桌,还有一个放满图书的玻璃橱。办公桌上放着几枝毛笔,还有一个铜墨盒和一个钉书机。左首是一叠当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右首有一本申报馆出版的分省地图。这一切,全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
就在这办公桌面前,周恩来同志曾经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同志们休息了,他还在这里思考问题,起草文件,常常只能睡三四小时。同志们都担心长此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几次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来,要他注意休息,但他总是笑笑就过去了,有时说上一句:“我休息得很好嘛!”
在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后面,沿着一条又窄又陡的楼梯上去,就是代表团的秘书处和机要科。东边两间、西边一间,全是小阁楼,一抬手就碰着了人字形的阁顶。贴墙四周排满了一张张床铺,中间是并在一起的办公桌,显得非常拥挤。光线从开在屋顶上的小窗中射进来,窗户外面看不到天空,全被周围楼房的墙壁和窗户包围住了。到了炎暑盛夏,低矮、闷热的阁楼像一个大蒸笼。仅有的几扇能够透风的小窗,还不得不蒙上红、黑两色的双层窗帘,对付国民党特务们那些狼犬般的“眼睛”。同志们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他们,时常上楼来,他用爱抚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挥汗如雨埋头苦干的青年同志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并要人设法在阁楼上安装电风扇,改善一下同志们的工作条件。
庭院的小径弯向隔壁一座房子,那就是梅园新村三十五号,是董必武、李维汉和其他负责同志住过的地方。
董老的办公室也非常简朴。窗前的办公桌上,有一个董老用过的黑皮包,上面布满了皱纹,很多地方磨成了白色。手提的把子坏了,用一根球鞋带子扎着。1945年,董老曾经带着它在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在解放战争期间和进入北京之后,董老还一直带在身边使用。办公桌上,还有一个铜墨盒,是李克农、叶剑英和徐冰同志送给董老的,上面刻有字迹工整的兰亭集序。书架上,放满了董老读过的书,其中有很多古书,还有英文书。听说董老住在这里的时候,每天早晨还抽空读英文。
在楼上的一个房间,曾架设过代表团的电台,在国民党层层包围封锁下,就是通过它保持了代表团同延安中央的密切联系。
拉开办公室后面的布帘子,便是董老夫妇和三个孩子的卧室。两张双人床中间的走道,只能容一个人进出。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是十五年前代表团发给董老用的原物。从南京到延安,从石家庄到北京,董老一直还在使用。蓝印花的床单已经破旧了,就从中间剪开,将两边缝上再用,磨破了的地方,又打上了大大小小的补钉。红蓝格子的绸被面已经烂得蒙不住里面的棉絮了。还有一条毛巾线毯,那是1937年冬,董老在武汉一家拍卖行买的旧货,也破烂得不像样子了,但董老一直舍不得丢掉。现在,又放在这里,成为革命的传家宝,教育着年青的革命后代。
在梅园新村三十号的对门,主要是代表团对外工作的各个部门,如外事组、新华社、军事组、妇女组等,都在这里进行工作。代表团经常在这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团的发言人王炳南、梅益等同志,就通过这种形式及时地把我党的主张宣传出去。同时,各部门的工作同志,广泛地和各方面人士和各阶层群众取得密切联系。
一面是光明磊落,忠诚、严肃、辛勤地为和平事业而奔走、而斗争;但是另一面呢?却是阴险毒辣,欺骗、卑鄙、愚蠢地对这座和平民主的红色堡垒,进行监视和破坏。
就在梅园新村代表团住房的周围,不到一百米的地区内,蒋介石的特务机关竟设立了十多个梅花形的“据点”。他们的楼房都比代表团的房子高,形成了一个居高临下的监视网。这里面有中统、军统的联合指挥所,有青年党办事处,有特刑庭的侦讯室,有首都警察厅厅长的“公馆”,有……,它前后左右,门对门,窗对窗,对代表团的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在梅园新村的外面,停放着特务机关的汽车、摩托车、吉普车等各种交通工具,街头巷尾还布满了化装成皮匠、小贩等三教九流的便衣特务。从梅园新村进出的人,不管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还是民主人士、新闻记者,或者是普通群众,都是他们监视的目标,人们一有行动,他们马上便像狗一样地盯在后面。在三十五号的前面楼房内,就摆着特务机关的侦听机,昼夜不停地侦听代表团电台的讯号。
这里不妨摘一段当时新华社的电讯:
“……南京中共代表团所在地梅园新村十七号及三十号,原在特务重重包围之中,紧靠这两号房子,大都是特务机关和化装的特务住所。……中共联络处门外,经常有汽车七、八辆,机器脚踏车八、九辆,特务三、四十人,停留门前,每逢有人自联络处外出,即有汽车跟随,如中共车中有三人,特务即跟上三辆车子,……来访各报记者,每次必加盘诘。5日,联络处在京市大集成餐室宴别外籍记者时,即有与主客相等之特务二十余名在房厅外徘徊,且高声叫嚣。在梅园周围监视的特务,每日均非常小心地检查房内倾出之垃圾。……”
难怪,郭沫若同志当时一到梅园新村,就感觉到周围这种污浊的空气。他在一篇短文里形容这些林立的特务机关,说它们“仿佛在空气里面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可是,中共代表团的同志们,并没有被这些狼眼睛威胁住,相反更加提高了警惕,坚定了斗志。周恩来同志更是处之泰然,他经常跟同志们说:“我们是为了和平事业,怕什么呢?”不仅不怕,代表团的同志们还想出了很多巧妙的办法,对付这些贪婪的“眼睛”。当代表团开会的时候,他们便把收音机放在窗外,把窗户关上,窗帘拉满,让那些偷听偷看的特务们,只听见延安广播电台的革命歌曲,只看见绛色的窗帘布,什么情报也偷不到。有时,里面在开会,外面便故意说说笑笑,乒乒乓乓的打康乐球,愚蠢的特务们也只好隔窗观球,无可奈何。最后,索性利用天热搭凉棚的办法,在接近特务监视代表团的窗子面前搭了一个很高的席棚,把那些狼犬的眼睛挡起来了。
不管国民党的特务是怎样耍尽了无耻的手段,不管蒋介石和他的走狗们是怎样玩弄假和平的阴谋,最后的结果,被玩弄的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民主力量,而是反动派自己,被消灭的不是人民的革命武装,不是广大的解放区,而是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的反动政府。在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后的两年零四十五天,标志着真正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的红旗,终于插上了龙蟠虎踞的南京城头,红光照遍了大地,也更加映红了这座革命的堡垒——梅园新村。
为了纪念梅园新村这一段光辉的历史,去年10月,董必武同志特地写了四首绝句:
龙蟠虎踞石头城,
统战曾为前哨营,
指点旧居怀往事,
梅园傅厚岗留名。(注一)
团结之中有斗争,
斗争亦为固同盟,
独裁恶性难更改,
毁约残民又逞兵。
抗倭胜利赖人民,
美帝支援蒋背盟。
反蒋必须兼反美,
揭穿双料假和平。
奋起人民解放军,
蒋家天下雪山倾,
两年月半离宁后,(注二)
白下红旗耀日明。
注一:1937年八路军曾设南京办事处于傅厚岗,日寇陷南京前迁往武汉。
注二:1947年3月7日,驻南京中共代表团被迫回延安,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时期相距为两年又一月有半。
  (附图片)
  梅园新村30号园内 新华社记者 丁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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