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脚的”当上了“大夫”　记北京清华池澡堂修脚技师安起的自述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修脚的”当上了“大夫”
　　记北京清华池澡堂修脚技师安起的自述
　　新华社记者　田培植
你打听我们的脚病修治训练班吗？那可有意思啦！在这里学修脚的，都是医院的大夫、护士，有上过大学的，还有到外国留过洋的。我这个修了半辈子脚的大老粗，倒登上讲堂，当了老师，给人家讲起课来了。我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新鲜事。
解放以前，我们修脚这门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别说我们这号人在课堂上给人讲课，就是我们的孩子要想在学校里听人家讲课也是办不到啊！如今可大变了，我们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因为我用修脚的方法，给人治好了脚病，大家就叫我“安大夫”，医生也来向我学技术。我做出一点成绩来，党和人民就给了我很大的荣誉。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选我担任北京市宣武区的政协委员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不由得想起从前的痛苦经历来。
我是河北易县人，今年五十一岁，在旧社会干了二十四年修脚的活，受尽了折磨。从小，我就是一个没爹没娘的“苦命儿”，十六岁那年，叔父带我到北京来当学徒，先在富澄园浴池，后来到了澄园和德顺澡堂。名义上是学搓澡修脚，其实连技术的边也摸不上，整天起五更睡半夜，提水，擦地，筛炉灰，做饭……。老板把我当牛马使唤，睡觉不给床，吃饭每天只是两顿玉米窝窝头——实际上，玉米被虫子吃的只留下一层皮了。有一次，我想喝口老板剩下的粥，老板开口就骂：“回去看看你家的祖坟吧！”
二十一岁上算是出师了，来到清华池当搓修工——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了。当搓修工也没有工资，全凭在顾客面前，“大爷”长、“二爷”短，低头哈腰地伺候人家，挣点小费，维持生活。挣的小费也不全是自己的，老板还要先抽走40％，剩下的大家分。轮到自己名下就没有多少了，有时只够买块咸菜吃。
清华池是马鸿逵的产业，来这里洗澡的，都是达官贵人，一来就泡一整天，作威作福，动不动就打人。有一次，来了一个军统局的特务，我费了很大力气给他搓了澡，他硬说没有搓干净，找了块脏泥，把眼瞪起，非要我吃下去不可。我不肯，他一个耳光就把我打倒在地上，打得我的牙到现在还留下个痛根呢！他还要罚我跪，我给他跪了整整二十分钟。临了，他没给钱就走了，老板怨我没有伺候好，还记了我一过。那时，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干了二十四年搓澡修脚的活，没有一天宽心过，有苦无处诉，眼泪只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说到学修脚技术，也很不容易。跟师傅几年，也不许你拿刀子。“教好徒弟，饿死师傅”，谁也知道这个道理，谁也不愿意教给你真本领。那时，修脚的就是有一手好手艺，也不能给人好好地治病。本来修脚的能治的脚病很多，可是老板们怕治好了，没有生意，经常教训我们说：“可不能给他们治好病，治好了，你到哪里去吃饭？”这样一来，给人修脚治病时，就只图形式上好看，客人觉着舒服，不给人从根本上治病。修脚这门治疗技术也得不到发展和提高。
1949年，北京解放了，清华池收归国营，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我还记得，刚解放不几天，一位穿灰制服的三十来岁的干部来洗澡，我拧了条热毛巾，哈着腰递给他，陪着笑说：“二爷，请您擦擦脸吧！”这位干部发楞了，紧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同志，现在是新社会了，咱们都一样，是平等的，往后你对顾客喊同志吧！”新社会里，来洗澡的人变了，人和人的关系变了。顾客对我们很尊重，时常说：“咱们都是平等的，新社会里做什么活，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搓完澡，修完脚，他们还请我们喝茶、抽烟。
党和政府对我们搓澡修脚的人照顾得太周到了。我在解放前得了很重的痔疮，十几年了，有时痛得屁股坐不下去。领导上关心我，给我钱，请有名大夫给我治好了，那时还没有劳保条例呢！我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孩子们该念书的念书，该工作的工作。我的工作劲头大了，用心钻研修脚技术，给很多顾客治好了脚病。
1958年，有一天，我正在修脚室里忙活，忽然听见有人在门外喊：“安大夫在吗？”我以为是洗澡的顾客里有位“安大夫”，没有理会。服务员回答说：“你找错了，我们是浴池，不是医院，没有大夫。”那个人说：“没错，是个专门治脚病的安大夫。你们看，我这纸条上是写着清华池安大夫啊！……”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叫我“安大夫”呢！我急忙从修脚室里走出来，很激动，“啊，……”了几声才说：“我姓安，请坐，请坐！”这人有五十来岁，看面貌像是工人，拄着一条拐杖，左脚大拇指上害了潜甲炎，已经化脓流血了，他告诉我，治了好几年还没好，这次是由有名的中医赵炳南大夫介绍来的，那张纸条就是赵大夫亲笔写的。不大一会儿，我就给他治好了，他不拄拐杖走出去了。走到门外，他还回过头来说：“谢谢你，安大夫，安大夫！”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那里，那里，我们算什么大夫。”他诚恳地说：“是大夫，治好病就是大夫嘛！”
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很久也没有睡着，心里像浇了几桶热水，暖呼呼地。过去，人家叫我“修脚的”，如今病人称呼我“安大夫”，有名的大夫也称呼我“安大夫”。我的心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1959年，我出席北京市和全国的群英会回来，工作的劲头更足了，主动向医院大夫们学习新技术，医院的大夫也上门来找我学修脚。记得最早上门的是中苏友谊医院的孙在源大夫。那天，孙大夫和一位护士拿着介绍信来清华池，对我说：“老安！我们来拜你为师，学习修脚来了。”我有点不信自己的耳朵了，大夫学修脚，从来没听过这事。孙大夫学的很认真。他见我们给病人治疗时，不打麻药，全靠人按紧止痛，就说，“我教你们注射麻药吧，打上麻药动手术，病人就不大痛苦了。”从这以后，我们往来密切了。有时他们来帮忙，有时我们去门诊。起初，他们先注射麻药，我们再动手术，他们再上药包扎，后来我们互相教会了。孙大夫手把手地教我拿针，注射，包扎；我也手把手地教他拿刀，挖鸡眼，割瘊子。他是大夫，学的快，我人老手笨，学的慢，可是孙大夫教的很耐心，从来没显出怕麻烦的样子。不久以后，中苏友谊医院就用上修脚的方法给病人治脚病了。我们治脚病时也用上新技术，消毒、麻醉、包扎。过去，怕人忍不住痛，我们只给青壮年治，老人不治，小孩不治，学会打麻药以后，治的范围就宽了。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大娘，四、五岁的小娃娃，我们也给他们解除了痛苦。就是一般青壮年人，也痛苦少了，病好的快了。
我和十几个医院挂了钩，时常穿着白大褂去参加门诊。我认识的大夫也多了，去年教会十八位大夫能治一般脚病了，他们也教给我很多医学知识，还帮助我整理提高治病经验。我多年给人刮脚指头放血，治脚气病，后来又摸索到放血能治高血压病，可究竟是什么道理，我也弄不清楚。去年，我给蒙藏门诊部的李宗伟大夫刮脚放了几回血，他的高血压病就好了，由二百度降低到一百四十度。李宗伟大夫帮助我研究，告诉我，高血压是怎么得的，为什么放血能治高血压病，那一种高血压能放血治好，那一种不行……。现在已治好了几个病例，再继续研究研究，也许还能成为一种新的治病方法。
去年，我们公司——宣武区服务公司又把我们七、八位修脚老师傅组织起来，成立研究组，大家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合计着编写了一本书，起个名字叫《北京修脚技术》，五万多字，这次给训练班的大夫们讲课就用它做教材。通过这次讲课，大夫们一边学习，一边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整理修改。人民卫生出版社已经来联系，打算出版这本书了。
跟医院、大夫们挂钩和学习以来，我们修治脚病的技术比以前大大提高了。来我们浴池治病的人也增加了。来的人不只是有脚病的，手上、脸上、头上长瘊子的也来请我们切除，来的人不只是市内郊区的，还有山东、山西、甘肃等外地的。大家都亲切地喊我们“大夫”长“大夫”短，治好病回到工作岗位以后，又给我们寄来表扬信、感谢信，还有亲手捧着镜框子送来的。来看病的人愈来愈多了，我们那间脚病医疗室显得过小了。领导上正考虑着在浴池附近找几间房子，增加些设备，成立个“脚病诊疗所”，专门给人治脚病。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事，是去年6月22日那一天，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教育和培养，把我这个旧社会的“修脚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使我懂得了许多过去从来不懂的道理。
想起过去的痛苦，看看今天的幸福，不只是我们修脚工人的地位提高了，而且党和政府这样重视修脚技术，使许多常得脚病的劳动人民解除了痛苦，这些都使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常常自个对自个说：“老安，老安，你可得好好工作，好好给人治病，要不，你那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