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唐代版刻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略谈唐代版刻 群明
我国的版刻史，应该从汉石刻讲起，版刻继承了石雕的传统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石刻到汉代，不论绘像或碑文，在技巧上都已经非常成熟，具有高度的独创的艺术风格。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命蔡邕写刻《石经》，立在鸣都门，颁布天下。这部《石经》，是我国最早的书。随着石刻经书的出现，唐朝的版刻已经有了普遍的发展。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所刻的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佛经、诗文，以及农民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日用书。当时刻本已经有插图，还刻外文（梵文），印刷品已经作为商品出售。这时期刻板技术成熟的工人多为官方占有。由于唐太宗崇仰佛教，所以官方所刻的佛经特多。民间刻日历的地区非常普遍，并且遭到唐太宗（627—649）的禁止，发布诏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据记载与实物，唐太宗时，玄奘取经回长安，曾刻印佛经与普贤像，用回锋纸印刷。近年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妙法莲华经》，可以肯定是唐代刻本。元微之在白香山诗长庆集序中谈到白居易的诗，已“缮写摸勒炫卖于市井”。司空图《一鸣集》，有一篇题为《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莫雕刻律疏》。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从敦煌石室盗去的，有太和二年（828）和乾符四年（877）刻的两本日历，并有咸道九年（868）所刻的《金刚经》。近年又在四川唐墓中，发现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此经中间刻一小佛像坐莲台上，周围刻梵文经咒，梵文外又围刻小佛像。柳玭的《家训序》中说：“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体，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晓。”这些足以证明唐代版刻的广泛的发展。
解放后在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子本《妙法莲华经》（见下图），四川唐墓中发现的成都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给我们研究版刻史提出了新的问题。
这里先说一下卷子本《妙法莲华经》。这卷经的刻工非常成熟，显示了书法原有的风格，要是看照片，很容易当成南北朝的写经。书法的结构近魏、晋，字体端正，用笔浑厚，不露锋芒，一笔不拘，圆润如珠。与塔中乾宁四年所写的经卷比较，显然刻本比写本年代早得多。刻本每行十七字，每张纸十七行，刻本中所用的字形，如虫写成“?”，差写成“?”，最写成“?”，都是魏、晋的简体字，很可能是根据魏、晋人写本雕板的。刻本的墨色比写本更黑，纸张比写本更旧，可以断定为唐代刻本。这卷经可以证明，当时刻板技术已经成熟（当然全国各地不可能一样），同时《妙法莲华经》是一部长篇经书，刻这样长篇经书需要有一批熟练的工人。这些工人是否镌刻过石碑，虽然无法知道，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就是版刻接受了石镌的技术传统。我国早期刻板，都是写刻本。在木板上刻字刻画，要讲究原来画家书法家的笔意，不能失去原作精神面貌，这个特点，十分明显。《妙法莲华经》的刻法，显示了写刻本成熟的技巧，也说明接受了石刻的写刻的传统。但是版刻比石刻进步，因为版刻面积少，木板比石版硬度低，不易破裂，刻的时候速度快，用力少，而且木版可以大量印刷。总之，由于有了石刻的传统，版刻能够发展迅速；由于有了石刻的成熟的技术，版刻技术也很快达到成熟的境地。这里不是说唐代民间所刻的日历、佛像，都掌握了成熟的技巧，从唐至清，民间所刻的日常所用的书，总是没有官家所刻的精致。这是因为民间刻书，缺少书法家，劳动人民所需的书籍印本为了实用，也没有经济条件去刻精致的书。作为研究唐代刻印技术，当然应该以《妙法莲华经》作为这个时代刻版水平的代表作。
其次，四川成都卞家刻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也给我们说明了唐代刻印事业的规模。要是印刷条件很差，刻印技术水平很低，汉文还不能广泛刻印，那是不会去刻印梵文的。而且这个刻本不是官家刻的，而是私人——卞家刻的，可想当时成都一定还有李家、张家或王家都在刻版。卞家是不是做生意的小书铺，现在还缺乏根据，但是从这里可以肯定，唐代私人刻印书已经在民间广泛流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