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中央机关杂志《前卫》刊登丰田四郎的文章 严正批判“结构改革”论和日本式修正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日共中央机关杂志《前卫》刊登丰田四郎的文章
严正批判“结构改革”论和日本式修正主义
日本共产党中央机关杂志《前卫》在6月号中刊登日共经济学家丰田四郎写的题为《‘结构改革’论和日本式修正主义》的文章，严正地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党员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散布所谓“结构改革”论的修正主义谬论。
文章谈到“结构改革”论出现的背景时指出，从去年6月岸信介政府强行批准新日美“安全条约”以后，曾经对托洛茨基派挑衅分子表示同情的人们中间，又出现了相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失败情绪。他说，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已经屈服于美帝国主义和岸信介内阁的新威胁的表现。甚至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上了岸信介政府的当，对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成就表示怀疑，不能接受日共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对于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估价、特别是曾经对托洛茨基分子表示同情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党等问题上，开始显著地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公开发表和采取错误的言论和行动。例如佐藤升反对日本共产党关于两个敌人的主张。他认为，新“安全条约”是已经独立的日本垄断资本为了要求同美国“平起平坐”而进行修改的，因此日本人民的敌人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即日本垄断资本。他认为把美帝国主义看成主要敌人进行反美斗争是错误的。佐藤认为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因为没有动摇垄断资本而遭到失败，他表示支持社会党提出的“保卫民主和宪法”的口号，他认为这个口号比日本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旨在废除“安全条约”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更加正确。他企图躲开废除“安全条约”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而提出了成立目的在于“改革结构”的反垄断政府的口号以反对党提出的成立旨在废除“安全条约”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佐藤等一部分党内的“结构改革”论者在党外的刊物上，对党进行了攻击。
文章说：这些人提出“改革结构”的目的在于躲开我们党提出的反对“两个敌人”以及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革命性政治方针。而且，这些人不仅避免对“两个敌人”进行斗争，甚至避免对一个敌人——日本垄断集团进行斗争。正如佐藤自己所说的那样，“结构改革”不过是改良和革命的“混血儿”。“反垄断的改革”是和革命毫无共同之处的。佐藤自己就说：“改革”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对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加以“改良”，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加以变革”。“结构改革”并不是要等到“取得政权”——革命以后才进行；只要是变革一部分生产关系，也能够“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他认为，经过日积月累的改良，就可以自发地、自动地到达社会主义革命。
文章说：但是，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教导，一般民主运动要发展到革命是不能“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问题的创造性理论的精华，是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思想。列宁认为，假如工人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当前的民主革命就能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反法西斯人民民主革命，以及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经验有力地证实了。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发展、转化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那就完全错了。不错，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准备好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条件，以及发达的工人运动、有利的国际条件，的确是促进它转化的主要因素。但是，转化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进行。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即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理论原则同丰富的经验和灵活的策略结合起来的共产党，积极地参加民主革命的过程，掌握接近它的一切形态，使其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文章说，我们党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根据它制订的政治方针，是在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以及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是在这项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在这场斗争中，统一战线的萌芽已经形成。这场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日本人民胜利的第一步”。这场斗争产生了这些成果这件事，证明上述方针是正确的。
文章指出：从上述的革命理论和策略看到：我们党和佐藤等人完全不同。我们党认为：日本人民当前的一般民主要求和一般民主运动，是“两个敌人”和日本人民之间的矛盾产生的革命要求。因此，党不仅认为这些一般民主运动是向革命“接近的形态”，而且认为它们具有革命内容本身。
但是，佐藤等人却跟着一般民主革命的自发性的尾巴跑。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人民的当前民主要求革命地统一起来。他们竭力抹煞这样做的必要性，抹煞工人阶级在其中的领导地位，抹煞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积极参加的必要性。这样，实际上，他们丝毫也不努力去使一般民主运动“接近”“革命”，而是一面在口头上不断地说社会主义革命，一面反而企图用改良主义的政治口号来压制、歪曲人民当前的革命要求。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做幌子，而实际上总是压制日本人民革命要求（这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以及卖国垄断资本集团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两个基本矛盾所产生的）的自觉，始终要使它停留在自发的、一般民主运动的低级阶段。
文章指出：佐藤等人的这种机会主义，是同那种以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的做法联结在一起的。例如，佐藤升这样写道：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下，生产力的社会性质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发展，这就产生了“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他认为这种社会化了的巨大的生产力显示：为促使社会进步、提高劳动人民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所需的物质基础，已经高度地发展起来了。他认为占有和管理机构已经“社会化”到了国家的规模，使工人阶级能够渗透到这个机构的内部去，不让垄断组织为所欲为，使它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使工人阶级有机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对这个机构进行民主的改造。
文章说：他们为什么要强调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态的社会化”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期。而且，他们把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态的这种“社会化”同阶级斗争分开，把它描写成一种自动、自发地进行的东西。
不错，马克思曾经强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和思想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就准备好了；列宁曾经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夕”。但是，这决不是佐藤等人所说的那种意思。列宁提出这样的定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从历史地位看来正在腐朽、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一部分。正如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也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进一步促使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显示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到了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全体人民反对垄断组织的斗争，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结成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且，帝国主义互相间的矛盾也发展起来。只有依靠根据这条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制度薄弱环节建立的革命政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被推翻，才能“社会化”。
文章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态方面部分的量的变化，始终只能是这种变化：要么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加强剥削，要么就是为了向人民斗争让步以维护、保持“资产阶级专政本质”而实行的改变。改良主义者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能够进行较上述更大的对结构的改良。改良主义的不变的本质正是在这里。屈从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目前正在通过复活军国主义，来设法支撑腐朽透顶的经济基础，改组、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整个民族和全国人民加紧实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镇压。在这个时候，在这种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积极地干预”国家机器、国营企业和单个企业，这样做等于拖着人民去跟那个叫喊要“发展经济以便消除双重结构”的池田跑。
文章接着批驳了修正主义者的所谓“政治结构改革”谬论。文章说，佐藤等人说什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下层结构方面带来“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在上层结构方面带来“政权的社会化”。文章指出，把“政权的社会化”美化为“政治上的民主”，这无异于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反动政治、法西斯主义也加以赞美。文章说，他们就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编造了这样的“理论”：“国家是社会的最高公共机关，是负责管理社会生活的机关”（无视国家是镇压的机器），“推动着这个机关的是国家意志”（否认国家的阶级性）。他们认为：“虽然这个国家意志基本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是，其他各阶级、阶层的意志也不能不按照各自的程度反映于其中”（否认统治阶级的专政）。他们认为：为了使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国家意志加以贯彻，必须有强制的设施”，“它的中枢就是暴力机关。”（编造“国家意志”这个第三者！）它说，这不外乎是所谓资产阶级的“国家意志”论的变形。
文章说：佐藤等人认为现行宪法是政治上民主的象征，说什么通过以宪法为杠杆的“政治结构改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能够到达社会主义。
文章指出：目前，美日垄断资本集团正在加紧进行“民主的”伪装，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实行法西斯镇压。在这个时候，不把全体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去反击美日垄断集团的这种军国主义的法西斯的镇压，而说什么只要维护住“议会民主”，就能够“在政治中寻找立脚点，过问政治”，扩大“发言权”，我们不能不说，这打的完全是如意算盘。现在，号召工人“参加”国家，就等于像号召他们参加“企业经营”那样，最后使他们对池田的“福利国家”、“合理化”寄予期望，并且采取合作态度。
文章还指出：“结构改革”论者还说什么已经不需要展开对两个敌人的激烈的斗争，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集团；说什么工人“参加”国家机关和垄断企业的政策和计划，是当前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桥梁。他们这样说，是试图解除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武装。而且，他们还把当前的
“国有化”即国家资本说成简直好像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航路。但是，政府的国家资本是加强从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杠杆，是垄断组织掠夺人民的工具，这一点，人们拿国营铁道公司、国营电信电话公司、专卖公司等国营公司的任何一个来看，都可以看得清楚的。他们正是同铁托集团一模一样，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就能够使国家变成为社会的公仆。
文章还批判了所谓日本已经成为“独立的帝国主义”的荒谬说法。这种论调不认为以“旧金山体系”表现出来的美日关系，特别是修改“安全条约”前后的美日关系，有两种矛盾，而是把它们单纯地化为一个矛盾。也就是说，这种论调不认为有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具有民族性质的主要矛盾以及美日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次要矛盾，而只提到一个矛盾即后一个矛盾。据他们认为，日本资本主义在“占领制度”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自我运动”而“逐渐摆脱和取消从属体系”。这样，日本将“自动地”获得完全独立。他们过高地估价经济复兴，赞美经济复兴，并且认为今天的日本正以这个经济复兴为基础，执行着“自主的政策”，“尽管它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基本上不是‘从属国’，而是一个帝国主义”。所以新“安全条约”只不过是两个独立的帝国主义根据暂时的力量对比关系结成的军事同盟。因此，新“安全条约”没有美帝国主义对日本人民进行民族压迫的内容。
文章说，佐藤等人得出这样一种本末倒置的机会主义性质的看法：民族的完全独立，不是在革命的过程中，而是在“限制”或者“推翻”垄断资本以后才能实现。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民族解放斗争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并且认为，在某种条件下，它是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
文章还驳斥了杉田正夫的所谓“现代帝国主义”论。文章说，杉田正夫把“现代”帝国主义描绘成为和平使者。他的帝国主义论的新内容是：他的“批判”的矛头不是专门针对敌人，而是针对着我们。据他说，“现代”帝国主义已经完全“改变”，从民族的压迫者变成了世界和平的支持者。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就把和平力量的一环——民族解放斗争描绘成为世界和平的扰乱者。在杉田的书中，一句也没有提到要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不仅如此，他还说，在南朝鲜、南越，“因为是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不应该对帝国主义者“采取不分青红皂白的态度”，应当根据“整个世界革命的利益”来确定“策略和斗争形式”。他简直是说，在南朝鲜和南越，目前正在进行着“危险的军事挑衅”的，不是美国帝国主义，而是要求民族独立的人民。而且，他的所谓“整个世界革命的利益”，据说就是“一面保卫和平，一面通过民主革新（结构改革——丰田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文章说，杉田犯了把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拉扯在一起这样一种修正主义者所共有的错误。这样，杉田片面地赞美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国”和“外交谈判”，说只有以此为舞台的“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能压制住帝国主义者的拳头”。而且，杉田为了证明这个和平共处论，说1953年促进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体系的崩溃的转变的人，就是从“战争贩子”变成了“和平主义者”的丘吉尔。他终于把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故意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老奸巨猾的帝国主义者装扮成为一个够得上世界水平的“和平的垄断资本家”。
文章指出：杉田以这样的“现代帝国主义”论为基础，对于强调指出日本从属于美国和主张民族独立的人，进行了近乎深恶痛绝的谩骂。像这样五体投地对美国帝国主义者表示投降的文章，还是不多的。
文章在结语中谈到坚决地对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时指出，正当日本人民在忘我地高呼“反对‘安全条约’！”，为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时候，这些人却一直在使他们迷失政治方向，玷污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工人运动。文章指出：这种思想并不是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突然出现的。实际上，这些思想，是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以来，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这些人在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大的思想影响。
文章指出：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送进来的“特洛依木马”。现代的日本型修正主义，也是同国际上的倾向有联系，老早就出现、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不管它是十九世纪末的伯恩斯坦、本世纪初的考茨基等人的旧型，还是今天集中表现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新型——“现代修正主义”，都反复搬弄完全一模一样的手法。换言之，修正主义不根据国际形势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来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和策略，反而利用这种新情况来大叫大嚷，说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变成教条主义”、“需要重新研究”等等，要清算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全部历史，否定它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正在以讨论纲领为名，要把党变成一个讨论俱乐部。这样做，正中了美日反动派的计。
文章说：“我们必须响应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而且，为了发展六中全会获得的成就，为了取得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必须学习那些取得了反修正主义斗争胜利的兄弟党的国际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始终不犯教条主义或宗派主义的错误，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实际情况中，同时必须一面发掘、保持和明确日本共产党的光辉的革命传统，一面坚决地对本性恶劣的修正主义作斗争，确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革命性以及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