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侵华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三　争夺中国霸权　（续十五）
从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到一九二四年第二次战争，美国对直系军阀作了大规模投资，在财力上：美国运给直系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步枪一万枝，子弹二百万发，机关枪二百五十挺，由美国人博治亚在洛阳替直系设飞行机械厂，又与直系齐＠元作“导淮”借款，筹措军费。在政治上：由美驻北京公使往保定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牵曹锟登场，哈丁（Ｗａｒｒｅｎ　Ｇ．Ｈａｒｄｉｎｇ）总统亲自教导曹锟进行贿选说：“美国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贿选进行时，美使独往“观礼”替曹撑腰，揭晓后，美使又首先称贺，表示“承认”，又使亲美派外交系顾维钧等予以扶持。在战争中，以美国船只供给直系往厦门、天津等地运送军火，又以炮舰在长沙帮助直系爪牙赵恒惕打退谭延＠。最后美国务卿许士赴伦敦与英国订立一个秘约，由英国在南方指使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等以“商团军”驱逐孙中山出广东，美国在北方发动从江（江苏直系齐＠①元）浙（浙江与奉系有联系的卢永祥）战争开始的直奉战争，企图以此全面结束日本势力，建立一个美国直系“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一九一七年美日争夺中国霸权以来，美国努力所达到的高潮。（注：以上见一九二二年七月及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第二、第三次对时局主张和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八日向导一八期）高君宇江浙战争与外国帝国主义。
此时美国通过直系工具，比日本抢走了更多的中国权利，例如一九一八年皖系掌权时，北京政府与日本三井洋行订立建筑北通州无线电台合同，规定日本有管理权，并在三十年内北京政府和其他各国俱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同样电台，以与日本及欧美通讯。迨直系当政，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又与美国联合电报公司订立建筑于上海附近的无线电合同，并扩大规模在汉口、广州、北京、甚至东北的哈尔滨都建立分台。日本以有三十年专利，提出抗议。美国说是“门户开放”，日本不能反对。在争执不决时，直系政府（时顾维钧为外长）便提出两个办法由日本选择：一，照“机会均等”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即承认美国在华建立电台的权利为合法；二，日本必欲依合同专利不肯让步，则依合同第九款“政府于三十年内无论何时可将电台收归‘国有’”——即日本权利不能存在（注：东方杂志二一卷三号。）美国运用其走狗与日本斗争的作用，于此可见一班。
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展，完全与美国愿望相反。当美国与英国支持直系时，日本亦联合法国作助手，既在北方大力扶植张作霖，又有孙中山在南方准备北伐（注：参看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帝国主义及反革命呢？载向导，八三期。）直系内部更发生以冯玉祥为首的重大分化，这种南北内外夹击，使直系大败亏输。结果，不是日本被驱逐，而是美日均势重新形成。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美国提议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准备以共管德国经济命脉的道威斯计划共管中国，及十二月，日本由段祺瑞提议召开“善后会议”，便是新的美日均势的表现（注：东方杂志二○卷一二号转载银行周报静如论新银行团之改造一文引北京政府外交官的电报称，“新银行团在美正式会议之议题有共同组织中国国务院及设置新银行团在中国之财政总监督、裁兵委员会、共同管理中国铁路委员会……等项”，按其时间，似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数月。）虽因双方的深刻矛盾，“共管”与“善后”局面都没有真正实现，美日两国却因此得暂时相安，来合作对付中国人民，此种形势直至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夕仍然存在。如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日本厂主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直接引起作为中国人民大革命开始的“五卅运动”时，美国完全与日英站在一起。一面把它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扫数加入日英军队屠杀中国徒手群众，由它国内和在中国的喉舌恶骂中国青年为“暴徒”，“叛乱分子”；一面对苏联放出一枝毒箭，说这个运动是苏联所指使的。他们苦于没有任何事实，找了一张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出北京大学时所摄相片，在报上刊出，加上这样的注释：“加拉罕大使之毡帽系由学生敬代持之，足见其亲热之程度”，想以此作为苏联指使中国革命的“证据”。美国激进侵略者的代言机关新共和周报就主张“以英、法、美、日联军二十万直攻北平而占据之，徐图瓜分办法”（注：转见孔襄我中国现状与美国舆论，载东方杂志二○卷一七号）。这正是美日均势下，暂时合作的行动。
一九二六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北伐战争开始，美国争夺中国花样又有了变化，这时日本因奉系地盘扩大，想组织一个六省三特别区的北京政府，造成最少是独占北方的局面。英国则单独扶持吴佩孚再起，希望以此巩固长江流域利益。在此情况下，美国拿定主义，自己先不出手，让北伐军与英日势力直接冲突，如果直奉战胜，则达到借英日的手，消灭中国革命的目的，也可借战争把直奉军力削弱，然后另图对付英日办法。如果革命势力一直向北发展，则又可达到利用革命军驱逐英日势力的功效，然后从革命阵营中寻找一个上层叛卖分子或集团，使它背叛人民，作为自己在中国新的走狗来独霸中国。因之美国在中国大革命暴风雨中，既不象英国那样张皇失措，也没有日本那样对革命秘密破坏，而是很镇静，甚至装做“同情”的样子。（注：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京政府希望美国与各国重开关税会议，广州政府曾两次抗议，有“国民政府视关税会议为美国与有关系各国有意将中国海关变为筹战费及外人干涉中国革命战争机会之主动”，但此事非美当时主要政策，美领事对第一次抗议答复有云“对此甚为注意，并声明美国颇苦于中国未有中央政府……”，民国二十二年申报年鉴Ｇ四五——四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