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闲情话年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哪有闲情话年月
曹靖华
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也不过小事情而已。　——鲁迅
日期，通常也含糊地称作年月吧，这是一个极平常的字眼，有的被人牢记，有的被人忽视，有的也被人全不理会。
比方说吧，鲁迅先生印造的《引玉集》，出版后，从画到文字，都曾细看过。后来，不论在《集外集拾遗》的单本中，也不论在初版和二版的《鲁迅全集》中，都屡次遇到《〈引玉集〉后记》这篇文章。可是从来却不曾留意过其中的一个日期。近来又偶读鲁迅先生著作，翻到这里，忽然发现有五个列宁格勒美术家小传，排在一起，每个小传末尾，都记着一个相同的日期：“七，三○，一九三三”。我不由得想道：怪哉！为什么这五个小传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写的呢？可是，一个小小的镜头，立刻就浮上心来，马上把我的惊讶消除了。
在这几个小传前边所能找到的，也仅只鲁迅先生的这样几句说明：
“因为我极愿意知道作者的经历，由靖华兄致意，住在列宁格勒的五个都写来了。我们常看见文学家的自传，而艺术家，并且专为我们而写的自传是极少的，所以我全都抄录在这里，借此保存一点史料。”
这一点眉目，可惜语焉不详。因为那一个小镜头，无论在当时的通信中，也无论在稍后的面谈中，都不曾向先生提及过。其原因，就如先生所说，那“不过小事情而已”，让它“随风而逝”吧，哪有闲情聊这些呢！
可是这一个日期，现在又映入眼帘，当年那一个小镜头，又历历如在目前。这虽不过是一件“小事情”，然也不失为当年鲁迅先生身处“危邦”，在荆天棘地中，在白色恐怖的刀光血影里，本着“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以及“普洛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的精神，向中国人民介绍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一段佳话也。
在未叙述这小镜头之前，必须先说明一件事，就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当年往苏联寄宣纸？为什么他那样一再突破万难，亲赴纸店选购宣纸，亲手包扎，亲送邮局投送，而邮务员呢，当时看见包皮上写有苏联二字，就像要吃他们似的，明知是纸，也故意刁难，将包皮撕成碎片之后，重令鲁迅先生携回再包，而鲁迅先生忍着这些东西的“欺凌”，本着一贯的韧性的战斗精神，用尽方法，甚至乘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赴苏联之便，托她带纸呢？
那是1931年前半年的事了。当时鲁迅先生正准备印《铁流》。从苏联一种期刊《版画》中，知道苏联木刻家毕斯凯来夫有四幅《铁流》插画，想印在译本里。这是鲁迅先生介绍东西时，极可贵的一贯的“求全”精神，用他的话说，就是如蜜蜂酿蜜似的，必须广采百花，才能酿出好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所以，他一知道这四幅画，就必得之而后快。这种采蜜精神，正流露着他生平在每一细微工作中，对中国读者的挚爱。而反动统治者，当年正是“用秕谷养青年”，用愚民政策把人民制造成聋子和哑叭。鲁迅先生却要把被敌人“堵塞”了的“运输精神粮食的航路”，奋力打通，把精神粮食运进来。他本着这样精神，就写信托我查访这四幅版画。为了将来复制效果好，免得走样，还应尽一切可能，得到木刻家的原版手拓木刻。只有这才是最逼真而且是最珍贵的东西。这除了向木刻家本人搜求以外，是难得到的了。
我得信后，几乎踏破铁鞋，遍访两年，没找到木刻家。最后，我想他既然给《铁流》插画，《铁流》作者可能知道他的住处。于是我就给绥拉菲摩维支同志写信打听，他果然把木刻家的住址开来了。我怀着探宝得宝的心情，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按址专访来了。果然找到了。这样，不但久觅未得的四幅《铁流》插画的手拓木刻，摆在我面前，而且作者仿佛要为我开小型展览会似的，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都陈列到我面前了。他的夫人也笑容满面地帮忙布置着。这一堆光彩闪耀的珠宝，令人多么眼花缭乱呵！每幅画的正面下角，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我无意中一翻那画的背面，都有用铅笔似显非显地标的数字。那一定是价目了。可是数字之大，却又令人难以置信。这也许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原拓珍贵，标价也就可惊吧？我正玩味那数字的时候，作者注意到了：
“别看那后面，那是对外国资本家的。”
他说着，就用手往墙上挂的约一尺见方的几幅套色木刻指了一下，继续说：
“你瞧，那就是给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刻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插画，尚未刻完呢。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可是他们的机器，以及可以买机器的外汇，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欢迎。那对社会主义建设大有用处呀。”
他哈哈一阵笑声之后，好像生怕我要打断他的话一样，又抢着说：
“同志，你们却相反。鲁迅，我们知道，是苏联的可靠朋友。你们的目的、用意，我全明白。那比任何金钱都珍贵。你看什么好，选出来，拿去得了。”
这种同志式的革命盛情，可贵、可感，而且也出乎意外。可是，话虽如此，怎能一见面就来“共”美术家的“产”呢。为了共同目的，纵不讲“一芥不取”，但也应“礼尚往来”呵。不管怎样，还是委婉地问付酬办法吧。
作者还没等我说完，就决然答道：
“什么都不用付。这些画通过你们的努力，那结果，就是给我的最高报酬。如果你们觉得不过意，而且又有可能的话，那么，送我一点中国宣纸，那就比什么都珍贵了。”
我把那些作品细细一看，果真是中国纸。这更使我喜出望外了。这样，不但“求仁得仁”，各偿所愿，在我不致空手取画，于心不安，而最重要的，给我启示了替鲁迅先生搜集版画的新门径——用木刻家渴求而不得的纸，换鲁迅先生渴求而不得的画。我立即应声答道：
“好极了！不管如何困难，一定尽力弄好纸来”。
他不待我说下去，就又抢着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吃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拓木刻，它是理想的纸……”
这算是宣纸的故事，也是后来鲁迅先生所说的抛宣纸之砖，引木刻之玉的“引玉”的开端吧。
1933年夏，我正要离开列宁格勒回国的时候，忽然又得到鲁迅先生寄的一包宣纸。这可真没有可能再像已往似的，从从容容地赴莫斯科，向木刻家一一登门拜访，搜集版画了。只有就近速战速决。我马上去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列宁格勒分会，向负责同志说明原委，约定日期、时间。地点就在对外文协的会客室。至于约哪几位木刻家，全由对方考虑，并请他分别通知。
我带着那好像骆驼穿针眼似地，越过千关万卡，满浸着鲁迅先生汗迹和希望的宣纸，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被约的五位美术家：德·密德罗辛、谢·莫察罗夫、尔·希仁斯基、尼·亚历克舍夫、谢·波查日斯基等，都带着作品，准时到了。这些都是不曾谋面的美术家，虽然久闻其名，并且见过他们的作品。
首先，对外文协负责同志对双方作了介绍。我接着代达了鲁迅先生向美术家的致意，重述了相会的意图。虽然这些话在对外文协的通知中，已经说明了的。
接着就是选画。像我这戴着木头眼镜的人，怎么来识别好坏呢？不过鲁迅先生的意图是知道的。那就是：最好是文学名著的插画，尤其是中国已有译本的名著插画，尺寸不要过大，便于不缩小即可复制。同时，当然注重作品内容及表达手法。但具有特色的作品，也不在此限。我把鲁迅先生的希望，简扼地说明之后，主要还是请美术家们自我推荐和互相推荐。
“同志们，鲁迅不但要介绍你们的杰作，而且还要把你们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可惜现有的苏联工具书，以及有关资料里，都几乎没有苏联美术家。这对我们是个大缺憾。因此，一定要请诸位各写一篇传略。这本该昨天由对外文协同志一并通知大家，写好带来。可是事先疏忽了，事后又来不及。所以烦同志们勉为其难，当场来一小篇吧。这是不情之情呵……”
美术家们的一种同志般的激动的心情，在这共同的目的下，万难抑止地露在脸上，都连忙握起自己的特种武器——笔——，仿佛对准着资本主义当年对社会主义设的包围圈，要轰开一个缺口似的，脸上都流着汗，紧张地、凝神地写起来……
对外文协的会客室，顿时成了考场，五个应考人的卷末，记上了一个同样的日期：“七，三○，一九三三”。
苏联美术家的作品，冲出了封锁线，在鲁迅先生印造的《引玉集》里传开了。该集出版时，鲁迅先生在《后记》的结尾，用历史的火焰般的笔，胜利而庄严地宣告道：
“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地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