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排涝篇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防洪排涝篇
朱仲玉
我国幅员广袤，地形复杂，气候情况也各不相同，往往在一些地方苦于干旱的时候，另一些地方却在那里闹水灾，因此，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中，在积累了丰富的灌溉抗旱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防洪排涝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是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历史上最早的防洪排涝专家首推大禹。“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史书上对大禹防洪排涝的功绩的评价是很高的。大禹所采用的防洪排涝的方法，就是疏通淤塞和沿河筑堤。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防洪排涝专家在大禹的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为川者决之使导”的经验（见《国语·周语》），总结出了要约束河流必须筑“千丈之堤”的经验（见《韩非子·喻老篇》），并且他们还指出了防洪排涝应当有整体观念，不应当只管局部地区的利益，如疏通河道要以“四海为壑”，不能以“邻国为壑”，嫁祸于人（见《孟子·告子篇》）。那时候，防洪排涝最有成绩的是秦国的李冰，他在四川的岷江上修筑都江堰，化水灾为水利，不仅做到了防洪排涝，并且使水为农业生产服务，灌溉了大片的田地。他总结出了“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六字诀。后来，人们创造性地运用他的六字诀，并且加以进一步发挥，加上了“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八个字，使这一套经验更加系统化与合理化了。
秦汉以后，许多防洪排涝专家都与黄河这条“逆龙”打过交道，并在长时期的工作当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们提倡在上游拦洪蓄水，在下游筑堤、护堤，并且随时准备抢险。王莽时代的张戎，东汉的王景，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驯，清朝的靳辅，都是在治河方面有过贡献的人。他们都认为黄河下游应当“筑堤束水，借水攻沙”，避免淤沙过多而造成泛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治河理论对于中原地区的防洪排涝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明朝的潘季驯，他不仅有治水工程的理论著作《河防一览》等名著，同时他也看出了治水的主要问题是要靠人，即靠千千万万的民工群策群力地来进行工作。因此他在治理黄河期间特别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反复地向民工们宣传治水工作的重要性和治水工程上的规格与标准。他虽然生着背疽，但是却还是到处奔走，跟民工们一起劳动。他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作风，和他的治水理论一样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我们的祖先在跟洪水斗争的过程中，还创造了“围田”和“圩田”，以便更好地控制田里的水量。围田是“度视地形，筑土作堤”，以便“旱则通水，涝则泄去”。圩田是“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每遇霖潦，以扞水势”（王桢《农书》）。围田和圩田在东南一带比较多，它们也是跟干旱作斗争的田间设施，但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防洪排涝。
在防洪排涝的工具方面，我们的祖先也有着丰富的创造与发明。清朝的麟庆把防洪排涝的工具归纳为“宣防器具”、“修浚器具”、“抢护器具”、“储备器具”等四大类，每类有若干种东西都一一绘图说明，写成《河工器具图说》一书，全书所载器具共二百八十八种，其中大件如修浚用的混江龙、清河龙，抢护用的水闸、木龙、大埽，小件如修浚用的铁锥、抹泥刀，真是考虑得非常周全。为了保护河堤，防止老鼠、猪獾、狐狸等害兽在堤上打洞做窠，因而造成溃决，所以把鼠弓、獾刀、狐柜等也都列入了宣防用具，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在防洪排涝方面着实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
防洪排涝不仅要防患于未然，并且也要着力于事后的补救。洪水往往来时迅速去时快，万一当特大洪水袭来，一切宣防设施都失去了效用，因而田地遭到淹没时，我们的祖先也想出了许多事后立即补救的方法，如果禾苗都被洪水卷走了，那末就抓紧时间补种或改种；如果禾苗尚在，那末就抓紧时间洗苗、中耕、追肥；如果在新谷即将登场时洪水卷走了田里的一切，那也要赶快种些能代替粮食的快熟作物以备度荒。总之决不让洪水把人的饭碗给白白地抢走，而是要尽一切可能抢回来。正因为我们的祖先有这种韧性的斗争精神，因而虽然我们的祖国从来就是多灾多难，而我们的亿万人民却还是倔强地活了下来，并且还滋生日繁，越来越显得人丁兴旺。
在我国目前天时不正、全国各地有旱有涝的情况下，运用人民公社的优越条件，继承并发扬我们的祖先在防洪排涝方面的经验，对争取农业生产好收成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