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谈《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形象创造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从生活素材到艺术形象
——谈《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的形象创造
李士文
柳青同志的《皇甫村的三年》（1956年，作家出版社）一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皇甫村是柳青同志的生活基地。他在生活中，除了做具体工作、观察生活、积累素材、酝酿像《创业史》那样的长篇巨著之外，还写了许多特写，及时地反映了他周围的新人新事和斗争风貌。《皇甫村的三年》就是柳青同志的特写集。这本薄薄的书中的几篇特写，差不多反映了皇甫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全部过程。它们本身就是一篇篇政治热情充沛、描写深刻的农村素描。但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许多和《创业史》中相似的人物、情节和语言。无疑地，正是当时引起作者注意的事物，成了后来长篇小说的内容。这样，从特写到《创业史》的变化，便提供了一个富有兴趣的研究课题。
在《皇甫村的三年》里的几篇特写中，有一个受到作者最大注意、描写得最多的人物名叫王家斌。他是在土改结束、整党之后入党的党员。原是互助组长，后来成了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他不大爱说话，只是眼睛注意盯着听人家说话，完了低下头想想，抬起头笑笑。红脸，两道浓眉，大嘴巴，下嘴唇略微长点。三十来岁，彪壮的很。”这是一个王玉坤、王国藩式的人物。他的互助组，是在皇甫村自发势力的影响下仅存的两个互助组之一。柳青同志了解到王家斌和他的事迹的时候，立即“被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抓住了”。
王家斌在人们不注意他的时候，他偷偷地下了决心干。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帮他们的互助组订了水稻合理密植计划，他就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以外的郿县去买优良稻种。他除了车票、稻种价、脚价，没多花一个钱。他用竹篮子提着干锅饼，来回吃了一路。他在郿县下车时，天下大雨，光脚片走了三十里，找到良种户。他买了二百五十斤稻种，雇毛驴驮了二百斤，自己背了五十斤，赶脚的说他是傻瓜。他回来把稻种分给大家，分冒了，自己少了，他就用当地能找到的次品稻种。他为了要达到计划里订的施肥标准，满头大汗地跑钱项。他到合作社交涉油渣，他到银行请求贷款；数不够，他掏了在区上工作的一个亲戚的腰包凑数。他为了组织组员们进终南山搞副业生产，把他母亲喂的正下蛋的母鸡卖了，凑伙食钱。大风卷起了一个组员的破茅棚顶，他在风雨的夜里上房顶帮人家缮稻草。在那个被自发思想迷了心窍的组长董廷义一再拒绝给缺粮组员借粮，宁肯放账不借钱给组里买油渣以后，王家斌代替他当了组长。
在统购统销接近完成的时候，剩下一户还成问题，代表主任高梦生说服了多次也不行，人们叫王家斌去了。不一会，他回来说：“行了。”接着作者这样描写了王家斌：
“你怎说的呢？”梦生惭愧地解嘲说，“我把啥话都给老汉说尽了。”
“老脑筋就是不容易往过翻咯，”家斌并不骄矜地说，“咱这阵就讨论入仓的日期，布置准备工作吧。”
据我知道，王家斌并不会说很多的道理；他的头脑并不如高梦生灵动，嘴也是相当笨的。但是村里人只要看见他，就可以想起很多的事情——他跟他母亲讨饭讨到皇甫村落的脚（他本姓萧，九岁上到皇甫村来才姓了王。——引者）；他从会割牛草起就给人家熬活；解放前有一个丰收年，他和他继父租种了地主二十三亩稻地，到冬天只落得一垛稻草，自己跑终南山糊嘴。解放后分得了地，领导互助组丰产了；多少人卖地给他他不买，一心要奔社会主义去。——他走进四村，任何一个茅棚，叫声大爷、叔叔或者老哥，劝说把余粮卖给国家，谁能不动心呢？
不过王家斌还是曾经打算过买地的，但共产党员的群众影响问题使他犹豫：“不买吧，这地终究是卖的货；卖给旁人，咱那牛、犊、猪、鸡出来就要伤人家的庄稼，断不了是非。”买了呢？“买了名难听得很呐！我就估量来，我连谁的面也见不得了。眼下孟书记、乡长和支部上的同志都高看咱一眼着哩；组员们还都眼盯着咱，我一买全买开了……”宣传总路线的运动开展以后，王家斌终于明白过来，决心不买地了。他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也曾有过这样的反应：“就是嘛！我说毛主席总是给人民办好事，怎能把农户的口粮留下，下余的全发官价收去哩嘛！”他迷惑不解。但是当皇甫村开始贯彻统购统销的时候，他明白了；他的互助组自报了六千多斤粮食，在入仓前几天就提前送完了。书中还写到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他怎样照护社里的母猪下猪娃，他怎样在一间极为简陋，到处通风的磨棚里成夜地照护骡子，等等。
在以上的介绍中，读者早已发觉，王家斌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在生活中的原型，或者说模特儿。他们的经历、性格和某些事迹，都非常相似。但是我们又立即感到，梁生宝与王家斌又非常不相似；在我们的印象中，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混不到一起。
在柳青同志的报道中可以看到，1953年的前半年，正是农村自发势力比较嚣张的时候，富裕中农展开了他们的攻势。土改中的有些积极分子，变得消沉起来。有的穷苦人，因为有了几个钱，要退出互助组“多买几亩地再说”。大部分贫雇农基本群众又碰到了严重的困难，不少互助组垮了。两极分化威胁着农村。柳青同志说：“我那时候听到的尽是困难和麻烦”，“局面是不容易搞出的”。但是，当王家斌一出现在柳青同志的面前，他就立即被新生事物的明亮的光芒吸引住了：“我被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的性格抓住了”，“我的兴奋是可以想像的。”
新事物为什么会使一个作家如此兴奋呢？那是因为一个革命作家凭着他的世界观的敏感，从新事物身上看出了，那正是现实生活在革命发展中冒出来的美好未来的萌芽。抓住新事物，就是抓住了革命现实与未来理想之间的枢纽。表现它的成长过程，可以体现出现实生活的美好未来的发展规律；表现它的美好，可以体现出革命理想的优越。
不过，要在生活中发现这种暂时还不是普遍存在的新事物，必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高度的政治热情。否则，即使看到了东方的万道霞光，他也不理解那正是将要普照大地的太阳。
当然，抓住了新生事物，并不就是解决了全部问题。生活素材，毕竟是简单的、粗糙的，还需要作家的加工才成。
王家斌的具体面貌，特写是介绍得很清楚的。他的最突出的品质，是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那种饱满的热情。这种品质和热情，使他在工作中忘掉了自己，使他脱离了自私、狭隘等旧时代给农民的遗毒，变成一个度量宽大的新型农民。他到郿县买稻种的全部过程，他对农业社的财产——例如猪娃、骡子等的感情，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这些高贵的品质，是和他的勤劳、谦逊、朴实、淳厚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此外，王家斌还曾经打算过买地，也曾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一度感到过迷惑。在领导工作上，他还表现了一些过于拘谨的毛病，等等。
生活提供给作家的，就是这样一个人。怎样来反映他呢？是爬行主义地原样照抄呢，还是再创造呢？
梁生宝在《创业史》第一部中的全部表现，都说明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处处从革命利益和党的政策的利益来考虑问题。郭县买稻种，终南山割竹，处理白占魁入组……无处不表现他的这种品质，也无处不表现他的大公无私、胸怀开朗的精神。而这也是同他的勤劳、谦逊、朴实、淳厚的性格结合在一起的。他的身世，也和王家斌基本相同。然而，梁生宝从未发生过打算买地一类的事，相反，在他和继父的矛盾斗争中，表现了他同这种事水火不容。对党的政策，他也从未有过迷惑，相反，他不仅对党的政策从来就忠心耿耿，而且，在他和杨书记的谈话中，在考虑白占魁入组等情节中，都表现了他处处从革命利益出发的思考，往往和党的政策思想自然相通。这使得杨书记也感慨道：“……一个工厂里的工人，一个连队里的战士，一个村子里的干部，他们一心一意为我们的事业奋斗，他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就和马克思、列宁相通了。他们心里想的，正是毛主席要说的和要写的话。……”第一部中也看不到梁生宝在工作方法上的毛病，从形象的发展趋势看来，以后也未必出现像王家斌那样的弱点。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作者改变了原型的部分面貌，集中先进因素于一身了。作者结合现实与理想创造了新的英雄形象。王家斌当然是英雄人物：他体现了社会主义因素的生命力和美，这是主要的；但在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农民从小农经济地位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过程。这样的人物，不能说没有典型意义。但是，为了更集中、更强烈、更理想地体现社会主义的美好，作者让小农经济的改造问题，体现在另外的人物——例如梁三老汉等——身上了；对于梁生宝，则通过革命理想的照耀，对广阔的生活进行概括，把当代英雄的先进因素集于一身，创造出了一个比原型更典型的革命的理想人物。这样，《创业史》表现的梁生宝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具有相当觉悟的农民党员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分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过程。梁生宝正式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走过了从农民到无产阶级的改造阶段了。在他的成长中，作者的笔触，主要是落在使党的政策思想逐渐照亮他的性格上面，落在阶级斗争的锻炼上面。他自己的思想斗争，主要是如何使自己提高到党的政策思想水平上来的问题，这虽然也是一个思想意识的发展和改造过程，却不是革命道路上的踌躇。非无产阶级的因素，已经不是他自我斗争的对象，相反地，对这种问题，从他的家庭矛盾和他在社会斗争中的表现看来，一开始他就是非常清醒的。这样一个梁生宝，自然不容许在买不买地之类的问题上矛盾了。
这个从原型到形象的升华过程，我想已经鲜明地说明了现实和理想的结合。现在的问题在于，集中在人物身上的先进因素，到底是不是现实生活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事物。从梁生宝看来，他的一切都具有无可挑剔的现实基础。这个劳动者是如此的平凡、普通，一切都易于理解。但是，他又确是一个“永远前进，永远走在生活的最前面”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他身上没有空幻臆想的痕迹，也不是生活的某个角落的照片，他是在革命理想的磁石上聚集起来的王国藩、王玉坤等等当代“风流人物”的结晶体。
是的，必须是概括生活中存在的和可能存在的事物，一方面，只有这样才真实可信，另一方面，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能够体现美好未来的先进因素，在生活中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因素不会自己跑到作家的笔下来。如果不是在革命理想的照耀下，它们就不会发光，不会被你看见。正如天上的星星没有太阳就不会发亮一样。这里，柳青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创作实践中的体会，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只有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踏踏实实研究社会，研究人，“解剖麻雀”，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才能找到创造性地解决表现技巧问题的正路。〔注〕
情节是人物性格的历史，是形象塑造的主要场地。革命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正是在现实主义的情节处理和描写中形成的。那些虚构的情节，是依据梁生宝的性格要求和发展规律而虚构的，不消说必然带上梁生宝性格中的精神光采；即使从模特儿身上摹写来的情节，也是在梁生宝性格发展的要求下，进行了“改造”的。
例如，梁生宝去郭县买稻种，是王家斌郿县买稻种的摹写。王家斌的买稻种，特写中只有轮廓介绍，没有具体描写。假设具体描写，也决不可能同梁生宝买稻种一模一样。因为买稻种的时候，王家斌还处在买不买地的矛盾之中，他是在买稻种之后的总路线宣传运动中，才醒悟过来的。他对党的统购统销的迷惑和转变，也是在买稻种之后。因此可以肯定，买稻种时候的王家斌，对于生活的未来前途，对于革命的深刻的意义，还不是那么明确的，如果要具体描写，也不可能像梁生宝买稻种时那样，对两条道路的斗争，对阶级事业的发展前途，对党领导的这个革命的意义，具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当进入具体情节的时候，这个革命理想人物的面貌，就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作者在梁生宝的精神构成上，染上了一层深厚的革命传统的色采，把人物精神力量的基础，深深地植于中国革命历史的土壤里去。年轻的梁生宝，虽没有得到在解放前的艰苦环境中战斗的机会，但他正是继承了二十多年前陕北游击队的革命传统精神，在今天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生宝已经下定决心学习前代共产党人的榜样，把他的一切热情、聪明、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党所号召的这个事业。他觉得只有这样做，才活得带劲儿，才活得有味儿！”正是这种精神给了这个老实庄稼人在三千人面前有着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表决心的勇气，也是这种精神给了他单身踏上遥遥路程替互助组买稻种的毅力。对于自己今天在八百里秦川上奔忙的意义，他梁生宝是深深地理解的。富裕中农的刁难，贫雇农的期望和党区委书记的指示……总之，在阶级斗争中打个胜仗的欲望，鼓舞着他像办好买稻种那样的事情。而且，这完全变成了他感情上的要求：“他互助组已经决定：今年秋后不种青稞！那算什么粮食？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郭庆喜、梁生禄和中农冯有义他们，只拿青稞喂牲口；一般中农，除非不得已，夹带着吃几顿青稞；只有可怜的贫雇农种的稻子，吃不上大米，把青稞和小米、玉米一样当主粮，往肚里塞哩。生宝对这点，心里总不平服。”这样的梁生宝，自然要精打细算，格外谨慎。为了节省两角钱而夜宿票房的时候，自然是乐滋滋的心情，“受苦就是享乐”。喝面汤付钱的时候，自然是那么小心谨慎，“办不好事情，会失党的威信哩。”……全部细节，无一不是和梁生宝的整个精神谐和一致的。
我们说现实与理想相结合，人物的脚踏实地的战斗与昂扬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到底是在什么“容器”中结合的呢？我以为，是在人物性格中结合起来的。一切现实与理想的因素，都必须在人物的性格中溶化，变成他自己的东西，符合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发展逻辑。因为英雄总是以一个活人的面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活动，他的行动、思想、语言，就应该是具体的、真实可信的，有性格特征的。这样的人物，就找不到哪一点是“现实”的因素，哪一点是“理想”的因素，仅仅看见人物按照自己的面貌活动。例如梁生宝，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他自己的，谁能在他的现实与理想的因素之间，找到一条明显的界限呢？但他又确是现实与理想结合的产物。买稻种的情节，谁又能找到摹写原型与虚构的界限呢，但它又确是两者在新的要求下的结合。只有如此，英雄形象才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
〔注〕　柳青：《谈谈生活和创作的态度》，《文艺报》1960年13—14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