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
阎简弼
翦伯赞先生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一文（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中，希望史学工作者在编著时学习司马光的严谨的工作精神，并且希望搞学术不要躁进。可以说这是语重心长，极为值得注意的。
惟关于《通鉴》编写的分工，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参加这部史学巨著主要编写的，一向都认为是由主编司马光亲自选聘的三位史学名家——刘贡父（邠）、刘道原（恕）和范醇夫（祖禹）。可是他们到底如何分工，翦先生说：“刘邠担任两汉部分，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而由司马光总其成。”司马光总其成是不成问题的，而其余三人分工的情况，恐怕翦先生所说是根据于胡梅磵（三省）的。这种说法是七百年来为大家所公认而绝少置疑的，可是清代雍、乾时的全绍衣（祖望）却持有异议。他写过一篇《通鉴分修诸子考》（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页二十至二十一）。他说胡氏的说法统治了五百年，可是他（全氏）看到了司马光写给编者之一的范醇夫谈修《通鉴》长编事的帖子（信笺），知道胡氏之说是不正确的。现在我把帖子的话抄列于下：
从唐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以备剪粘。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迹尽成遗弃也！这是总主编的司马光请主编唐一部分的范祖禹在看书时，发现了有关隋以前的材料，抄记下来给了编那段的刘邠；有关五代梁以后的材料，抄记下来给了管那段的刘恕，免得可遇不可求或者还得另下工夫去找的有用资料都丢弃了。由这段话，全氏就论断说：“观于是言，则贡父所修盖自汉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全氏对所以这样分工加以诠释说：“盖贡父兄弟（弼按指邠及其兄敞原父）尝著《汉释》，而道原有《十国纪年》，故温公即其平日所长而用之，而梅磵未之考也。”全氏这些论断与诠释，都是很有理而可信的。翦先生说：“看来司马光对于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是最器重的。”不错，司马光对刘恕确是“最器重的”；翦先生所引《宋史·刘恕传》所述司马光对宋英宗说的“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唯刘恕耳”的话，就是出自司马光给刘恕作的《十国纪年》的序文的（《刘道原十国纪年序》，《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五、页六上—九下）。可是，刘恕分任的是五代部分，而不是魏晋南北朝。这除了全氏所举的帖子所明示者以外，在司马光写给刘恕的信中也能找到证据。司马光曾认为李延寿的《南北史》修的不坏，比南北各朝的正史简练，可惜就是延寿没有作志，他希望刘恕搞完了《通鉴》的五代史的长编后搞他一搞。他在《与刘道原书》里说：
道原五代长编若不费功，计不日即成。若与将
沈约、萧子显、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补葺，别
为一书，与《南北史》、《隋志》并行，则虽正史
遗逸，不足患矣！（《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六十二、
页十四）这之外，还有一个故事，也可证明博通群史的刘恕，对五代史更为精熟，所以修《通鉴》请他分担了这一段。故事是这样的：
在洛阳，与光偕如万安山。道旁有碑，读之，
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称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始
终。归、验于旧史，信然！（司马光：《刘道原十
国纪年序》）翦先生说：“永昌元年，属于魏晋范围，正是刘恕担任的部分，但对于起草这一年的提纲，司马光却没有委托刘恕而是亲自动手。”我们说，假如我们上述者可以成立的话，则刘恕原只任五代部分，他那时不会分手去起草元昌之事；而司马光所以亲任之者，倒可能因为刘邠担任的太重了些（他修一百八十四卷，范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据全氏《通鉴分修诸子考》），所以替他分担了一些。刘恕修的卷数最少，而当时论者却多推他的功大。据全氏说，这是因为：
盖温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义例，多从道原
商榷，故分修虽止五代，而实系全局副手，观道原
子羲仲所纪可见也。羲仲曰：“当时访问疑事，每卷
皆数十条，不能尽纪。纪其质正旧史之谬者。”然
则道原之功诚多矣！就全氏所考和我自己记得看到的一点资料，《通鉴》编修的分工是：两汉到隋是刘邠担任的；唐是范祖禹担任的；五代是刘恕担任的。中间因为刘邠担的分量重，司马光曾分任过一小部。
此外，司马光给范醇夫信帖里所提的办法，即：分任某段者看书，遇到对本段虽没用而对别段却很有用的资料时，要即时用另纸记下来，送给有关的编者。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对现在集体编写东西者也有参考价值。其实，不仅是司马光等编《通鉴》，就是别的前人在不合作写东西时也是往往把自己发现而对朋友有用的资料主动寄与的。比如经学家而兼骈文能手的汪容甫
（中），看到了《仪礼》逸注，就马上寄给正搞《仪礼》研究的卢绍弓（文弨）（见《抱经堂文集》卷十九、页六）。这是一种关心别人的研究工作和互助的美德，还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