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工人抗日自卫队的成长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支工人抗日自卫队的成长
康永和
一
1937年。
芦沟桥的炮声进一步震醒了全国人民，太原人民和全国各地人民一样，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呼声。太原工人的抗
日热情更是高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消极抗战”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天，太原市委书记赵林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北方局山西省委关于武装群众起来抗日的指示，市委便把组织一支工人阶级的抗日队伍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
那时候，太原各工厂都有“牺盟会”的组织。“牺盟会”的全名叫“牺牲救国同盟会”，它实际上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骨干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虽然党在这个组织内不能公开。一开始，我们便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展开活动，在工人中组织夜校、剧团、歌咏队，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抵制日货。同时，为了调动工人抗日的积极性，还积极领导工人进行了必要而正确的经济斗争。几次斗争和罢工都得到了胜利。全市广大职工通过“牺盟会”等合法组织，日益团结在我党的周围。
阎锡山这个土皇帝本来是个有名的亲日派，在红军1936年东征抗日的直接推动下，在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要求下，在日寇威胁着他在山西的统治时，不得不唱起了“抗日是民族战争，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高调，但当群众真正行动起来，却又害怕了。他用各种卑鄙手段来限制和破坏工人的抗日运动。有些资本家、工贼也到处散布“生产救国”、“抗日是军队的事情，与工人无关”等谬论，用加班加点的办法限制工人进行抗日活动。此外，阎锡山运用其反动的“公道团工人委员会”，来分裂工人运动，腐蚀工人斗志。
有一次，我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被“公道团工人委员会”主任郭挺乙叫去了。郭挺乙是工人阶级的叛徒，黄色工会的头子，是个反动透顶的家伙，一见面他就用威吓的口吻说：“你们这样闹，定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你们那里一定有共产党！牺盟会的特派员就是一个危险分子，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我当即回答：“有没有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光知道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国土，工人们要求抗日没错！”
他见我不示弱，便改换了口气：“抗日的事情嘛，政府自有主张，咱们工人只管好好做工。要是生活困难，我可以出头交涉，给你们增加点工资，只要你们不再闹抗日！”
他居然想用金钱来收买工人！我一听更火，坚决地对他说：“我们就是不要工资，也不能不抗日！况且我们要求的储蓄金、红利等，本来都是工人自己的，工人要把自己的钱用于抗日，你们不给，反说我们在胡闹，天理何在？”
欺骗、软化失败，他们便让资本家下命令不准工人参加“牺盟会”，扬言谁参加就开除谁。有一天，西北实业公司协理彭士弘到毛织厂来向工人“训话”，要大家不要参加“牺盟会”。话刚出口，就被工人群众包围起来。工人们理直气壮地问道：“你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为啥反对抗日？反对抗日是不是汉奸？”
彭士弘被问得哑口无言。工人们接着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彭士弘见势头不妙，想溜又溜不了，十分狼狈。
工人发动起来了，要组织武装。可是武器呢？我们日夜苦心筹划，总找不到来路。恰巧，“九一八”六周年快到了，市委决定举行一次规模巨大的纪念会和示威游行，我们准备借此声威向阎锡山提出：武装工人，保卫山西。
“九一八”这天下午四点多钟，西北毛织厂的工人首先冲破厂方的阻拦，慷慨激昂地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向集合地点走去。不一会，钢铁厂和印刷厂的工人也冲到街上来了。参加游行的工人队伍越来越多。
当这些队伍走到兵工厂门前时，只见铁门紧闭，军警戒备森严，兵工厂参加游行的工人们正被阻在厂门内不能出来。我们一边在外边喊口号声援，一边派代表进去交涉。但任凭怎么说，厂方还是不放工人出来游行。于是，厂外游行队伍就像潮水似的一涌而上，一下子冲垮了警戒线，接近厂门。里面推，外面拉，不一会，大铁门就“哗”的一声被打开了。兵工厂的工人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了出来。
中山公园海子边，黑鸦鸦的挤满了几万人，在纪念会上，“牺盟会”的同志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以及工人代表都讲了话，表示坚决抗战到底，大会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一出会场，只见街上满布着阎锡山的军警，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游行队伍则在工人纠察队的保护下，雄壮而又整齐地在大街上前进。口号声此起彼伏，悲壮的歌声不绝于耳。
游行队伍在省政府门前停下来。人们挥着臂膀，激昂地高呼：“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发给我们武器保卫山西！”与此同时，队伍马上派出代表和政府当局去交涉。
一会儿，代表们兴冲冲地走了出来，向大家宣布：“我们胜利了，政府答应发给我们五百支冲锋枪，二千五百支步枪！”这是不小的数目，当即引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随后游行队伍又带着胜利的喜悦，涌向西北实业公司，要求分发拖欠工人的“红利”。彭士弘看到工人这股锐不可挡的劲头，急忙当场写了“明天定发不误”的保证书。
胜利赶走了工人们的疲劳，大家又兴致勃勃地汇集在小教场上。“牺盟会”市的一位领导人这时站到高台上用宏亮的声音说：“咱们今天的集会，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但是，要使我们的力量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会。”谁都吃过黄色工会的苦头，建立工会的号召一经提出，工人们莫不举手赞同，当场选我为山西省总工会主席，西北毛织厂的张兴业、马真同志被选为执行委员。接着，大会号召工人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这一倡议，又得到全体工人的热烈响应，当场就有许多人报名参加工人自卫队。
不久，娘子关告急，忻口吃紧，太原形势更加危急，许多工厂都关了门。按照党的指示，我们把报了名的工人都集中起来进行训练。在工会的号召下，又有大批工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报名。9月底，一支八百多名的“山西工人自卫队”便组织起来了。
二
阎锡山发给工人武器完全是为了利用群众力量，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工人自卫队一成立，就派来了郭挺乙当政治委员，又把“军士一团”的全部旧军官调来，想把这支武装抓在他的手里。这帮家伙一到，就把工人自卫队编成一个团，并且借口加强军事，从团长到副班长，都安排了他们的人。只有政治干部是我们的同志。管教方式完全是军阀队伍那一套，开口就骂，动手就打。部队被搞得乌烟瘴气。
为了巩固党对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工人们选举了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总队长（相当团长）到小队长（相当班长）一级的指挥员，同那些旧军官平行地管理队伍。一有事情，大家都听队长的指挥而不执行旧军官的命令。可是我们的指挥员几乎都不懂得军事，旧军官们就想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来篡夺部队的领导权。为了加强我党的力量，不久，晋西北区党委便秘密派来了几名八路军干部到工人自卫队来工作。安排这几位同志颇费周折，因为如果实说是八路军的人，郭挺乙绝对不会同意。当时山西统治集团中分新旧两派，郭挺乙是属于梁化之所谓新派系统的，而军士一团来的那些旧军官是属于王靖国旧派系统的。彼此有矛盾。郭挺乙正企图在自卫队里拉拢一些人，扩展势力，我们抓住这个弱点，当下就用和郭挺乙拉亲戚关系等办法介绍老魏为一大队大队长，老吴为二大队大队长。不久，郭挺乙为了利用八路军的技术，程子华同志通过和郭挺乙是老同学的关系，把卓雄（改名张英）同志公开地介绍到自卫队来。
10月末，日寇兵临太原城下，阎锡山失魂落魄，仓皇率部逃走，太原失陷势不可免。在此形势下，党指示我们撤离太原，到文水、交城一带去打游击。我也随队行动，做党的工作。
部队在中阳住下来，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我们有自己的军事干部，就打破了他们独揽军训大权的局面。老魏等同志整天给大家讲游击战术，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主张、政策，工人们自然喜欢听。每次上课，人都挤得满腾腾的，而那些旧军官由于他们只知贪污腐化，打骂战士，不谈抗日，队员们逐渐认清了他们是什么“货色”，都不听他们那一套了。每逢他们集合讲课或训话时，喊哑了嗓子，队员们还是不愿意听。
那些家伙见掌握不了部队，就搞阴谋活动。他们反对队员们学习游击战术，阻止我政治工作的进行，对于这些人，我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希望他们走团结抗日的路。但一些顽固透顶的家伙，非但不接受教育，反而更加猖狂，有的甚至每天晚上都抱着枪睡觉。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把这些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就不足以巩固部队，这时，恰巧这批旧军官发生了两件大贪污案。我们就抓住这个题目做文章，向郭挺乙告发。
说起贪污，郭挺乙是头号的，但是为了利用他，我们决定不揭露他。
郭挺乙一面翻着检举信，由于自己心里有鬼，顿时现出心神不安，一面不住挠头，说：“你们看怎么办呢？”
“还是政委拿主意。这些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回答。
“把他们调走？……”
“等别人告到阎司令长官那里，对咱们大家都不好。你是政委，首先要负责啊！”我们又追逼一句。
郭挺乙很怕丢掉“乌纱帽”，再说，那些人和他本来不是一个派系，除掉也不足为惜。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终于通过梁化之的关系，把旧军官从工人自卫队中调走了。
1938年1月，日寇占领了汾阳，沿汾离公路西侵。自卫队在九里湾初显神威，一百多人抗击了数千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了一百多鬼子。
2月间，我们进到太原附近的交城山区，配合八路军和决死队，积极开展晋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没有多久，工人自卫队就扩大成为三个团。这时阎锡山想偷天换日，进一步控制我们，要自卫队改编为“二战区独立二○七旅”，任郭挺乙为旅长兼政委。我们当然不肯，就和郭挺乙说：“这是工人的武装，应该保留原来番号。”他说：“部队扩大了，不能再叫自卫队。”看来他是舍不得放弃旅长的头衔，于是我们说：“那就叫工人自卫旅吧！”他一听有个“旅”字，再也没说什么。
我们改用“工卫旅”的番号，下编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等三个团。郭挺乙竟洋洋自得，常向人夸耀说：“打开我们郭氏家谱，文官做到专员（二区专员），武官当到旅长。”我们听了一笑置之，心想你要是不老老实实抗日，只怕这旅长也当不了几天啊！
三
1939年，国民党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接二连三地制造磨擦事件。阎锡山集团也正一面和日寇勾勾搭搭，一面加紧反共。他把赵承绶、郭宗汾等旧军集中于晋西北，想包围八路军一二○师的彭八旅（彭绍辉率领的三五八旅）。
郭挺乙在阎锡山的授意下，也在工人自卫旅里大肆活动，肆无忌惮地说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他见了“抗日高于一切”、“为抗日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等标语，便大放厥词：“什么抗日高于一切？阎长官早就说过：‘存在高于一切’。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对，阎长官早有教导：‘不能背着棺材抗战’。”更加恶毒的是，郭挺乙在部队中积极调查所谓“异党活动”（当时我党的组织还没公开）。有一天，他跑到二十一团团部，拉着一位同志的警卫员问：“你们近来学习些什么？”小鬼很天真，没有识破郭挺乙的阴谋，便坦率地回答：“通俗政治经济学！”这家伙一听，如获至宝地说：“那很好，把书拿出来我看看！”小鬼真的把这位同志的包袱打开了，里面露出了党章和党的刊物。郭挺乙抓到了把柄，气势汹汹地跑回旅部，对我们说：“部队里居然有共产党，这还了得。马上给我弄个水落石出！”
我们拖了几天，才向他报告“调查结果”，说包袱不是这位同志的，而是他舅舅寄存这里的，从来没打开过。郭挺乙还是不放心，过了几天，又要亲自到部队中去测验“政治课”。平时，他常给部队讲课，宣传阎锡山那套反动而又荒谬的哲学，而且还要定期测验。他每次讲课之后，我们都要进行消毒工作，向队员们逐条驳斥郭挺乙的谬论，以明是非曲直。现在郭挺乙又亮出这一手，看来真是奸猾。不过，我们也有办法对付。像以往测验一样，我们派人跟他一起下部队，帮他出题目，然后派人告诉战士如何解答。这次测验的结果，很对他的心意。他连声对我们的同志说：“好，好。给阎长官发个电报，说长官的主张深入人心！”我们听了心中暗自好笑。
1939年冬的一天，郭挺乙匆匆去临县参加一个十分机密的高级军事会议。回来之后，便命令我们把在五寨岢岚前线打击日寇的二十一团往岢岚城内集中。我们知道这里面有鬼，但摸不清底细。正在纳闷，区党委来了指示，才了解到事情的真象。
原来阎锡山授命赵承绶在临县召开的军事会议，是具体布置兵力，准备消灭彭八旅和决死队。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才恍然大悟，这家伙三令五申，催调前方的部队，原来是叫我们向自己同志开枪！
郭挺乙回来时，旧军已经动手向决死队进攻，晋西南、晋东南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二十二团已配合决死四纵队向顽军开了火。晋西北的旧军尚在积极调动。郭挺乙急着要把部队靠近赵承绶，我们故意拖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召开干部会议，想强迫我们就范。
这次郭挺乙没有拐弯抹角，开口就说：“事情紧迫，统一战线已经决裂，咱站在一边看热闹是不行的，赶快向赵部靠拢。”我当即起来反驳说：“我们是打鬼子来的，谁抗日就跟着谁，决不站在一边看热闹。王靖国、赵承绶想消灭八路军和新军，然后投降日本，为什么向他靠拢？”直到这时，郭挺乙还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员，愚蠢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多加小心，别上共产党的当。你看！”说罢，他掏出来两份电报。这是阎锡山和梁化之打来的。电报上说：你部有共产党，迅速靠拢赵部以便解决。我们坚决反对向赵部靠拢。一些比较进步的非党干部，也拥护我们的意见。
会议拖了几天，郭挺乙一边在会上应付，一边在底下活动，组织他的心腹准备向我们开刀。既然如此，我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将郭挺乙这个民族败类逮捕，然后投入反顽斗争。
一天，我带着部队，偕同暂一师三十七团（新军）趁夜色朦胧，把郭挺乙的住地康家会围个水泄不通。布置就绪，我们刚一叫门，郭挺乙的卫士就向我们开枪。经过一阵战斗之后，进去一看，连个影子都没有，难道郭挺乙逃窜了？不会，我们的布置是很严密的。于是便到处寻找。房前房后，墙左墙右，翻腾了老半天，才在后边一个地窖里找到了他。形状虽已十分狼狈，可还端着旅长的架子，问我们的同志：“你们要干什么？”
同志们回答道：“逮捕你！”
“谁的命令？”
“上级的。”
“我是旅长兼政委，我没有下命令，谁下的命令？”
一位营长同志回答得很利落：“抗日下的命令，你不抗日，要投降反共，就逮捕你！”
除掉郭挺乙这个障碍，我们马上和兄弟部队一起投入了反顽斗争。从此，这支工人武装正式编入八路军。
〔以上两文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