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河马在呼噜——马里访问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生的河马在呼噜
——马里访问记
本报记者　冯之丹
历史的火种
历史的火种绵延不绝，每个民族都继承着它自己历史的传统。马里，在曼丁哥语里的意思即河马，在尼日尔河中，这只曾经有过光辉的青春时代、但也曾经有过悲惨屈辱历史的老河马，经过痛苦的怀孕，降生了它的新的一代。1960年9月22日，马里共和国诞生了。
我在马里的时候，听到民间艺人弹唱着十三世纪强盛的马里帝国奠基人松迪亚塔的传奇式的故事；也曾阅读过一位几内亚的现代作家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关于松迪亚塔的小说。马里人民即使是在自己祖国最艰苦的年月中，在他们遭受殖民压迫的水深火热的年代，他们仍然传颂着松迪亚塔的丰功伟绩。他们把松迪亚塔当作民族的象征和民族的希望。
马里人民用丰富的想像力叙述松迪亚塔的生平：当他诞生时，天空中巨雷轰响，似乎是英雄人物自天而降。当松迪亚塔三岁时，还不能走路，可是有一天，松迪亚塔发愤图强，忽然感动了天地，他撑起一根铁柱，把铁柱撑弯了，成了一把铁弓。松迪亚塔站立起来了，于是开始了他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松迪亚塔遭到宫庭邪恶势力的陷害，被迫逃亡。他流亡到了附近的王国：摩萨孔孔、塔蓬和瓦杜古，最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战胜了当时入侵曼丁哥王国的苏苏国王，胜利地回到了他的曼丁哥的故乡。
人民这样唱着欢迎松迪亚塔的凯旋归来：
“他已经来了，
幸福也跟着来了，
松迪亚塔在哪儿，
幸福也就跟随着在哪儿。”
沿途的人民欢迎松迪亚塔的义师，妇女们把可拉（注一）和水送给松迪亚塔的士兵；用自织的布铺在地上让他的马踩过；孩子们向松迪亚塔挥动小树枝……国王身边的歌者唱起了歌：
噢，复兴尼亚里，
你的祖先的城市。”
松迪亚塔迁都于尼亚里，即今几内亚与马里接壤处的马里城。这是他诞生的地方。人民从此安居乐业，兴农耕，绝偷盗。马里帝国延续了二百年之久。
这是马里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一段光辉历史的咏赞。现在，新的马里诞生了。我们在马里又听到了小学生在课室里唱着新编的儿歌：
“咀咀（注二），咀咀，马里诞生了，
咀咀，咀咀，马里诞生了，
马里的声音震荡着寰宇，
莫迪博·凯塔，你重又唤醒了马里。
咀咀，咀咀，马里诞生了，
咀咀，咀咀，马里诞生了。”
卢蒙巴和“复活节”
但是，马里人民懂得，虽然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在独立发展的大道上，还会遇到重重困难，还需要进行严重的斗争。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在他们国家的领土上依然存在着。尤其是在离开他们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刚果事件，更震动了新生的马里。马里人民对于刚果人民的命运怀着兄弟般的关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巴马科的尼日尔河大桥的脚下，有一个广场，两边是法国西非银行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加油站。有一条宽阔的沿河大道从广场一直伸展到市中心。这条沿河大道还没有命名，据说过去法国殖民者曾企图按照一种法兰西帝国的不成文法，把这条街道冠以前法国殖民总督的名字。可是今天时世变了，马里人民不答应。他们要以非洲人民的忠诚的儿子、被帝国主义所杀害的刚果民族英雄巴蒂斯·卢蒙巴的名字来为这个广场和街道命名。
4月2日，对于马里人民和一些留在马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马里政府在那一天为沿河大道举行命名典礼。就在西非银行的旁边，人们搭起了彩楼，前面是巨大的横幅，上书：“刚果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为非洲的事业而牺牲的巴蒂斯·卢蒙巴”。上午九时，典礼开始了，军乐声起，凯塔总统前来为典礼剪彩。总统检阅了仪仗队。广场上聚集着数千人的群众队伍。在肃穆的瞬间，在一个建筑物大门的石柱子上，一块黑布掀开了，显出了“卢蒙巴广场”几个闪亮闪亮的金字。群众欢腾起来。这是马里人民在向吸血鬼法国西非银行示威！向帝国主义者示威！
这个日子正是“复活节”的开始，马里的学校都放十天左右的假。这是过去法国人留下来的传统。但今年的“复活节”在马里很不相同，“复活节”变成了“马里人民支援刚果周”。看来不是巧合：这不是卢蒙巴的精神复活在非洲人民的心中吗？前一天晚上，在巴马科的退伍军人俱乐部举行了晚会，凯塔总统也参加了。一些青年积极分子向参加晚会的人散发卢蒙巴被害前写给他的妻子的遗书。一个马里的歌者，在台上唱起自编的歌：
“卢蒙巴，你活在我们中间，
活在我们中间。
卢蒙巴，你没有死，
卢蒙巴，你活在刚果。
不管帝国主义愿意不愿意，
仍有千万个卢蒙巴活在刚果！”
在“卢蒙巴广场”的命名典礼上，社会主义各国驻马里的使节都应邀参加了；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使先生和代办们，连影儿也没见。他们上哪里去了呢？他们当然不愿意卢蒙巴“复活”，他们也许是到什么安静的地方去度他们的“复活节”去了。
但是，卢蒙巴的精神活着，不仅活在刚果，而且也活在马里人民的心里，活在千千万万非洲人民的心里。
忘不掉的血海深仇
在巴马科前欧洲人居住区的天主教堂旁边，竖立着一座法国驻苏丹第一任总督鲍利士·戴·邦迪的铜像。看起来，这个殖民总督仍神气活现。不过现在马里共和国已经独立了，这一座铜像仅仅使马里人民想起了灾难的过去。
马里和平委员会主席加里发·特拉奥来，是个须发斑白年逾七十高龄的和平老人了。他完全有资格作为法国对马里殖民统治的见证人。当他向我们谈到这一座铜像时十分气愤。他说：“你们看到的这座铜像，是1883年，占领巴马科的那个殖民将军，看他的神气和当年那副架势一模一样，蛮横极了。”法国人当时是沿着塞内加尔河，先在1880年占领今天马里和塞内加尔边境的凯斯，而后攻占巴马科。就是这个殖民将军在占领巴马科以后，于1885年派兵深入尼日尔河上游左岸，去攻打萨摩里·杜尔的王国。1885年6月，法国殖民军队和这支马林格人的英勇部队会战于尼日尔河岸，大败。后来依靠了大量殖民部队的增援和优越的武器，才挽回败局，于次年初才迫使萨摩里的部队退却。但此后，这一带人民的反抗殖民者入侵的战争，一直坚持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年代。
特拉奥来老人幽默地说：“我们马里人有一种习惯，当一个人和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后，离开时总得替他作个总结，算一算他做了哪些好事和哪些坏事。如果给法国殖民者做这样一个总结时，你只能说，他们做尽了一切坏事。”
老人追述了近八十年马里人民的血泪史。他是马里南部锡卡索人。1898年，他亲眼看到了法国殖民者攻陷锡卡索时人民所遭到的浩劫。他说，不知道多少人被杀害了，眼看着白天黑夜，许多人一排一排地被殖民军扫射死，惨不忍睹。当时锡卡索有四万人口，而大屠杀的结果，现在只剩下一万多人了。老人的追述，使人想起了一个参加攻克锡卡索战役的法国军官对屠城的描写：孩子和疲乏不堪的人（非洲人）都死在棍棒或刺刀下……尸首就丢在大路边上。有人发现一个女人蹲在那里。她是孕妇。人们就用棍棒向前赶她。前进时，她站着分娩了……男人被征去背小米，一连走了五天而没有拿到口粮；谁在所背的小米里拿一把吃就得挨五十下皮鞭。1899年11月1日法国的《白色评论》这样记载着：乌鸦、秃鹫，成群地随着“护送队”飞翔……围住尸体争相啄食……
老人就是在锡卡索大屠杀时逃亡到了巴马科的。他最初在殖民军里当伙夫，后来作了二十年裁缝，还当过农民。他对我们说：“马里人民没有停止过反抗。第一次大战时，从巴马科到塞古地区，没有断过人民的暴动。人民受压迫太深，壮丁被抓走，女的被奸淫和充当苦役，老人被打死，实在活不下去了。一个人在他仅有一把小刀或小剑的时候，敢于起来同全副武装的压迫者作斗争，这个人一定是到了忍无可忍，被迫铤而走险的地步了。当时人民的处境正是这样的。”
特拉奥来老人最后充满着感慨，也充满着希望地对我们说：“我们老一辈马里人是在奴役中生活过来的，常常要坐班房，遭杀戮。今天，马里独立了。年青人生长在这个时代，我唯一希望是马里的青年将继续战斗，为了马里的繁荣和独立，绝不让帝国主义重新践踏我们马里的国土！”
注一：可拉是一种类似我国槟榔的东西，非洲人爱咀嚼它，有兴奋剂的作用。
注二：“咀咀，咀咀”，是小河马的吼叫声。
（题头照片为巴马科举行卢蒙巴广场的命名典礼）（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