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中华面条”的人——日本杂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卖“中华面条”的人
——日本杂记
叶君健
在东京近郊的一个工人区内住着一个卖面条的人。他的面店在一个小胡同的入口处。店很窄小，但却是顾客盈门。这里的面条味道浓，而且香，因为店主人——他同时也是厨师和堂倌——在面汤里放了几片新鲜大葱、几滴芝麻酱和辣椒油。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作法，但是附近的居民觉得这种作法新鲜，非常爱吃这种面，因此这个店便也就以卖“中华面条”而驰名了。顾客之中甚至还有特别从东京其他区域来的工人。
生意既然这样好，主人应该是很高兴的了。的确，主人的嘴上常常挂着笑，但是他却很少讲话，好像他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这自然不免引起许多顾客的奇怪。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事情也就弄明白了：原来他的双耳听觉失灵。要和他讲话，你就得大大地提高你的声音。
但他并不是生来耳朵就聋的人。他在少年时代，不仅耳朵很尖，人也很聪明。他的父亲在长崎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了一个小饭馆。这个饭馆不但应酬门市，还给许多住在邻近区域的人包饭。他那时是一个堂倌。他可以骑着自行车一手托着饭笼，一手握着车把，在一个钟头之内送二十几家的饭。但是什么时候他的耳朵才变聋了的呢？
那是1943年以后的事情。在这年春天他被征入伍，而且一入伍就被送往中国的华北前线。日本的军国主义从很小就把他教成为“天皇”的一个忠实子民，使他相信“大东亚战争”是一个“圣战”。所以一到了前线，他作起战来就相当“勇敢”。正因为他“勇敢”，他最先成了中国人民军队的俘虏。时间过得快，转眼之间，他在中国呆了三年。在第三年上，日本的军国主义垮了台；所谓“大东亚圣战”也就完蛋。他想起了家，想起了父母，想起他在长崎工作过的那个小饭馆。一句话，他想回去。中国人民满足了他的愿望。在一个秋天的早上，他和最先的一批俘虏在一个码头上集会，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船快要靠岸的时候，这群战俘列队来到甲板上，准备下船。这时忽然有一位自命为“皇军”的上校的人在这群解除了武装的兵士面前出现了。他把双脚比齐，举起右手，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于是他像一个检阅官似的，在这群“皇军”身上横扫了一眼。他有点激动，也有些感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用一个庄严的声音说：
“我们虽然没有凯旋，但我们保持住了日本皇军的光荣！”话刚刚说完，这位上校忽然觉得他的用辞有点语病。于是他连忙补充了一句：“请告诉我，你们之中有没有人在中国参加过反战的活动？”这句话一说完，不知怎的，他忽然有点火起来。他提高了嗓音，重复了一次：“有没有人在中国参加过反战活动？”
他的话说得那么响亮，就是听觉失灵的人现在也能听懂他的意思了。当时就有一个年轻人站出来，他用同样激动的声音回答说：
“有！我就是！”
上校的脸色立刻就变得煞白起来。他的眼球突出，好像是要爆炸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唇，把这个年轻人睨视了好久，恨不得马上就给他一耳刮子。但他最后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我佩服你的勇敢，你居然敢在大家面前承认你是皇军的一个叛徒！”上校咬牙切齿地说。“你既然很勇敢，我倒有三个问题想问问你。希望你能勇敢地回答我：第一，你为什么要被俘？第二，被俘了为什么不自杀？第三，不自杀已经够可耻，你为什么还要参加中国人搞的反对圣战的活动？”
上校的脸色这时已由煞白变得血红。他似乎要跳起来的样子。年轻人把他这副暴跳如雷的样儿静静地观察了一会儿，用一个平静的声音说：
“我已经死过一次。这次回来，你是不是又要我当美国的炮灰，再死一次呢？我可以回答你的三个问题。但我希望你能先回答我的两个问题：第一，你既然是‘皇军’的上校，为什么不带指挥刀？第二，指挥刀是‘大日本皇军’的灵魂，你既然没有了它，现在你凭什么资格来问我？”
上校本能地在屁股上摸了几下，那里果然没有了指挥刀。这时他才记起了他自己的身分。于是他真的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似的，双腿立时打起哆嗦来。他觉得好像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在质问他，质问他作为“皇军”的一个“代表”，为什么丢掉了自己的指挥刀而成为一个战俘。他的脸色一会儿发青，一会儿发红，最后他像一个小耗子似地，钻进人群中不见了。
这个年轻人从此就算平安无事地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他一上了岸以后，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张车票赶回到他的故乡长崎。但这个城市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辨认了。1945年美国的空军在这里扔下了一颗原子弹。他出生的那条街，他的父母和他小时所工作过的那个小饭馆，全都和旧有的长崎一同不见了。他找不到一个亲人和街坊。这个城市现在对他说来和一个荒岛没有两样。他感到说不出地孤独，也感到说不出地失望。他只好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来到东京，因为在这儿他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但很快人们就知道了他在中国曾经参加过反对侵略战争的活动。所以当局就认为他是天皇的一个不肖的子民。至于他自己呢？他觉得他没有隐瞒他的身分的必要：他反对侵略的战争。他公开对人说，他曾经受过军阀的愚弄，在中国做过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因此，从今以后他要永远反对不义的战争。于是，他虽然是满腔热情地回到了祖国，所得到的却是失业的命运。幸好那个远房亲戚借给了他一个小门面，他操起旧业，开了一个小面店。
他又重新开始他的生活。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他曾经死过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确是一个新生的人。他过去的那段生活已经和战争一道完全埋葬掉了。和那一段生活的唯一联系是他现在所患的这个耳聋病。他很希望再能恢复他的听觉，但是他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治好，因为他的耳朵所受的损害确实太深了。提起这种损害，他一方面感到自己愚蠢，一方面也不免引起了一点感情，因为这件事究竟还说明了，在他短短一生之中他曾经走过一段相当不容易的路程。
这件事是发生在他被俘以后。为了怕听中国人民军队所讲的真话而影响到他对“天皇”的忠诚，他一时糊涂，曾用一根香火烧坏了自己的耳膜。但是他的耳朵虽然听不见真话，他的眼睛却能看得出发生在他周围的事情。中国的老百姓，像他自己过去在长崎的饭馆里当堂倌一样，每天都在勤恳地劳动。他们在支援他们自己的军队作保卫祖国的斗争；而这些军队，作为他们的子弟兵，一有空也帮助他们劳动、生产和建设。他，一个日本自食其力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远涉重洋来攻打这些人呢？他每天吃这些人生产的粮食，开始感到有点惭愧；而这些人，奇怪得很，对他却一点也不表示轻蔑或憎恨。相反地，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他，等待他的头脑清醒过来。
渐渐地，他的头脑果真清醒过来了，他的眼睛也开始亮了。他开始认识到“皇军”的本质——那是罪恶的化身。他一认识到这一点以后，他就感到心里万分地沉重。他发誓不再做侵略的工具。不，他进一步下决心要为真理而斗争，因为他得出了一个经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他的耳朵的遭遇就是他的这个经验的见证。
这件事情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他的这个面店在这个工人区里老是顾客盈门。人们一看见他就似乎接触到了中国，也似乎听到了从中国传来的真理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