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略谈唐代版刻》一文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读者来信

对《略谈唐代版刻》一文的几点意见 （一）
人民日报本年7月18日所载群明同志的《略谈唐代版刻》一文，其中颇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关于文中所谈龙泉的《妙法莲华经》能不能“肯定是”刻本，特别是能不能“肯定是唐代刻本”，这些问题尚无定论，暂且不述。在这里，仅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意见。
群明同志说：在唐代，“民间刻日历的地区非常普遍，并且遭到唐太宗（627——649）的禁止，发布诏谕：‘诸道府不得私置日历板’。”根据《旧唐书》文宗本纪，下令禁止民间“私置历日板”的是唐文宗李昂，而不是唐太宗李世民。此事发生于唐太和九年十二月，即公元835年12月，距离唐太宗已二百年了。
群明同志说：“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从敦煌石室盗去的，有太和二年（828）和乾符四年（877）刻的两本日历，并有咸道九年（868）所刻的《金刚经》。”实则从敦煌偷盗唐刻日历和《金刚经》的是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而不是法国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并且，唐刻日历是乾符四年及中和二年两种，中和在太和后约四十年。咸道九年应是咸通九年。
群明同志说：“这时期刻板技术成熟的工人多为官方占有”。显然这是指唐代。但是根据历史文献，我国官方刻书始于五代。明人虽有唐太宗刻《女则》之说，但无所本，难以相信。除此未闻有唐代官方刻书的说法。文中所说，是缺乏根据的。至于刻书工人“多为官方所占有”，就更无佐证了。刘国钧 （二）
群明同志的《略谈唐代版刻》一文，其中有一些错误。例如，文中认为“由于唐太宗崇仰佛教，所以官方所刻的佛经特多。”据我所知，唐太宗时“官方所刻的佛经”未见记载，“特多”就更说不上了。文中“命蔡邕写刻《石经》，立在鸣都门”的“鸣都门”应为“鸿都门”，等等。
林子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