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学戏札记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一锤定音
——学戏札记
丘扬
据说制作铜锣的工匠有这样一句口诀：“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原意是指工作的程序和技艺的高低而言——从铜坯到铜锣，固然需要千万锤的敲打，但，最后的音调是否响亮，却端赖有技艺的师傅关键性的居中一下。如果抛开这中间对于基础劳动的轻视的含意，用来说明艺术作品中铺叙、照应与点题之间；必要的装饰趣味与本质刻划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不失为很好的譬喻。最近，观摩到焦菊隐同志导演的独幕喜剧《三块钱国币》，就确实收到了一锤定音之妙。
戏，是丁西林同志写的，清新淡远，笔墨疏朗但含意不浅，确是喜剧中的上乘，公论具在，不多说了。只想约略探索一下具有再创造特点的导演艺术的发挥。
记得一位波兰的友人在参观焦菊隐同志导演的《明朗的天》时，曾对他善于充分地利用观众所能看到的所有舞台部位颇为欣赏。嗣后在《蔡文姬》中，我自己也曾就他把巨大的景物和人物心理状态的刻划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有尽使人联想起无尽，展示无尽借以更丰富地突现有尽的卓越处理做过些微探索。但，这些毕竟都还属于限于舞台的空间处理技法。而在《三块钱国币》的导演处理中，一方面依然保留着前述的化巨大画幅为浑然一体的遒劲手法，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发挥，那就是使人借以更广和更深地联想起舞台以外、剧本所描写的生活以外的社会图景。说他是更丰富地解释和演绎了剧本的主题，也许是不为过的。
戏的情节和人物都不复杂：抗战时在西南避难的一位阔太太，由于女佣打碎了她一只花瓶，逼着要警察卖人家的铺盖来赔，女佣由于同乡的帮助，免去了铺盖被卖的灾祸，但终于被辞退了，这件事引起了同院一个学生的气愤，于是把阔太太的另一只花瓶也打碎了，掏出三块钱给她，出了一口闷气。争吵和辩理是戏的主要部分，单读剧本，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能察觉到内涵的强烈愤懑，其他的导演可能着眼于前一点做文章，但是焦菊隐同志却从另一个角度着手，使得这场纠纷内涵的社会意义有了充分的发挥。他首先是颇不一般地解释了人物，赋予了人物以不简单的性格和很鲜明的形象特征。特别是戏并不多的那个警察。
读原剧本，这警察台词不上五句，行为也只有领女佣去卖铺盖一桩。当做无足轻重的“龙套”处理也无不可。但是焦菊隐同志却赋予他一个很有色彩的性格。做为一个别致的人物介绍，导演是把戏里几个人物的性格说明，都放在戏开始以前通过简单的动作和塑形来介绍给观众的，其他的几个人物，大都是着眼于其身份气度，唯独警察一角有其突出的色调，如果他不带着那顶制帽的话，就神情、行为、精神状态而论，完全可以算做个到处企图顺手牵羊的小偷。这已经对他的职业进行着辛辣的讽刺，然而这还只能算做是一个虽有特点但却静止的素描，一个序曲，更犀利而不一般的剖析还在于他的性格刻划和他对待是非的态度上。
这个人粗粗看去，卑琐颟顸，神不守舍，一副公事派头往往搞错对象，引人发噱之处甚多。比如：明明是请他来向阔太太评理，他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和学生们先干了一架；明明是请他来排难解纷，他却十分热中于捞点外快，别人向他诉冤，他却一心二用地把自己的草鞋调换了人家一双胶鞋，而且那么心安理得甚至是自得其乐。凡此种种，解释为贪小利爱便宜也可，总之，是丰富和突出了原作的描绘，用做锣来打比，已经由铜坯敲打成了锣的规模。然而，就在这种贪小利爱便宜的外貌下面，蕴藏着极分明的褒贬，他神气活现的和人吵了一通架；换了一双鞋；最后执行了阔太太的命令，夺走了女佣的铺盖。这三个行为，其一为性格介绍，其二为品质描绘，其三则是定音的一锤——立场的揭发。那就是毫不含糊地和阔人一鼻孔出气。说起来，官向有钱人，原是旧社会的必然，不足为奇的，但是导演所赋予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却达到了很不一般化的效果。
从头至尾，他并不横眉立目吹胡子瞪眼，偶一为之也显然无真感情在，但，唯其如此，其所给人的感觉却更肃杀可怖。怎么说呢？表现苛政猛于虎，如果只着眼于强暴的表象刻划，虽然也能造成威势，但是其意浅，达成的效果往往只限于形象所能显示的范畴，反之，像这样的处理，帮凶者根本就没拿着受害者的委屈当做一回事，易如反掌地就把真正的是非冲没了，穷人的疾苦才真如复盆之冤无见天日之时。“杀人如草不闻声”这句诗，之所以会引起我们那么强烈的仇恨，乃是在于其中所描绘的敌人的残暴不仅表现在外表的骄横，更集中地表现在，根本未把受难者当做人看待，而只当做草！
对于警察的这种特殊的性格处理，虽然达到了一定的喜剧性效果，但其目的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他对打碎花瓶这样一件不大的事的处理态度，使得观众联想起与此相类的在舞台以外的不小的事件和社会。他越是轻松，观众的心却越沉重，越憎恶。
这种有铺叙有点题，有装饰更有揭发的艺术处理，可以引导我们去进一步理解焦菊隐同志对于全剧的处理。
毕竟是喜剧，导演不但不避讳，而且是有意识地安排下许多引人发笑的情节。警察不说了，就以阔太太强逼女佣去卖铺盖赔花瓶之后的情节来说，导演就完全新添了一大段令人捧腹的戏。气愤的学生们憋了一肚子火，居心要教训一下阔太太，又不好动武，于是假意说是挂起了紧急空袭警报的红球，大惊小怪，敲盆砸碗，吓的阔太太大热天把晾了一院子的睡衣、皮袄、西服、礼帽厚厚地穿了一身，手忙脚乱，惊慌失措，狼狈万状，学生出了一口闷气，观众也拍手打掌，觉得这点苦头让她吃的对，痛快！达到了很热闹也不无一定意义的喜剧效果。然而，只消看下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导演的真意所在，和警察的认错了人，走错了门，偷换别人的鞋一样，同样是为了进行深入揭发的必要准备——
紧跟着这场热闹之后，女佣回来了，还了阔太太的花瓶钱，挟起了被太太搜掠过的铺盖，离开了这里，她走向门外，低头向左走了一步，茫然地立住了，回转来又向右边走，又立住了，停了半响才低下头踽踽凉凉地走去了，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别的动作，但就在这个静场之中，观众不由自主地分担着她的悲苦和无告的心情，茫茫人海，公道何存？哪里又是能栖身之所？她走了，观众像是听到了她的啜泣，随着她的身影一齐走向了外边那个没公道有陷阱的社会。斯人已逝，但是观众的心沉重极了，同样地对阔太太、警察之流占上风的那个社会也憎恨极了……叶落而知秋，戏因而一下子超出了舞台上所表现的范畴，引人去认识那个同样不公平的更大的社会。至此，才算完成了导演在前边所安排的那一大段热闹戏文的真正目的。热，为了更突出冷；铺叙，为了更准确的点题；正因为有了前边千万锤的敲打，才使得最后的一击更能响亮有力，其音绕梁。
戏，自然不大，好处也不只这一些，比如对于成众一角的处理，就很有意境，留待另外的篇幅去谈吧，尽管我能看到的还很有限。然而精品的册页未必抵不过无奇的手卷；有深度的艺术家从来也不放松哪怕是一抹的遒劲。果尔能从自己笨拙的描述中，能联想起一些对喜剧、对导演艺术的探索，那也就不枉看到这样一出好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