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常的展览会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不平常的展览会
白危
我第一次看到苏联原版木刻，距今已经二十八年。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美好的艺术，所以虽然隔了那么久，印象仍然很深，许多生动的画面，依然活跃在眼前。
1933年在上海，我同几位学美术的朋友住在一起，天天看他们刻木刻，谈绘画，无形之中也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忽然热中起美术来。尽管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得很厉害，但同志们依然埋头苦干，孜孜不倦，全不把它放在眼里。不过老是几个人住在一起也有缺点，终日漫谈，谈来谈去就是那些，日子久了，就难免发生知识恐慌。幸而不久传来一个好消息，说是鲁迅先生将为学木刻的青年举办一个展览会。
这自然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然而，很奇怪，自从得到这个消息后，过了很长时候都没有下文。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于是天天翻报纸，查广告，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却依然一点动静也没有。
我们开始怀疑起来了。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了吗？
一直过了重阳节，同住的朋友才接到一封署名“卢缄”（“鲁”和“卢”字音相近，鲁迅先生有时在信封上就用“卢缄”来代替“鲁缄”，以免引起敌人注意。）的信。急忙拆开一看，果然是鲁迅先生写的，内容简单扼要，大意是说，有一个“德俄木刻展览会”，值得一观，希望他邀几个朋友去看看。
我们都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便从打浦桥出发，先到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问明了地址，然后找到千爱里三号。进门一看，原来是个小小的客厅，大致能容四张八仙桌，四壁挂着木刻，约有五六十幅，全都装在玻璃镜框里，很美观，很典雅，很大方。不过光线稍嫌暗了些。我们进去的时候，恰好碰见鲁迅先生一个人，背着双手，昂首凝眸，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观赏苏联木刻版画，我们怕惊动了他，虽然轻手轻脚，但他已经发现有人进来了，立刻回转身来，笑道：“是你们自己找到地方的么？”原来他是怕我们找不到地方。
这的确是有点神秘的展览会。在上海住过的人都知道，那时的虹口，实际上是“日本租界”。千爱里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注一〕，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和虹口公园靶子场都很近〔注二〕。这里的居民，中国人少，日本侨民多。展览会设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岂不令人有些费解？大约鲁迅先生也看出我们的惊讶的神色来了罢，他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捣乱，出于不得已的办法。
过了一个多月，我又看到鲁迅先生第二次独力举办的“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
这是一次公开的展览会，地点设在老靶子路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注三〕。好像还在报上登了广告，从12月1日至2日，一共展出两天。这比千爱里那次不公开的展出不同，作品增加了，规模也比较大，参观的人，大约有二百多人。但是展览会场仍旧是在楼下一间不大的客堂间里，一次参观，只能容纳有限的几个人，否则就会肩碰肩，人碰人，转不过身来。我们有了上次的经验，心里都明白鲁迅先生为什么安排这么一个场所。可是这对愚蠢如猪的国民党特务来说，有时就能把他们蒙混过去，以为这是东洋人办的展览会，捣乱不得的，即或知道了，也无可奈何。再说在展览作品内容上加上法国书籍插画做掩护，就连狡黠的日本领事馆，也给瞒住了。
这是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时刻里，鲁迅先生对敌斗争的一种巧妙战术。他不仅为了展出地点煞费苦心，就是对作品的选择，也很费了一番心血。两次展出性质虽然不同，但目的却只有一个：为的是给初学木刻的青年有所借鉴，从而丰富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技巧，借此推动木刻运动。因此在作品选择上，就不能不考虑到当前环境的需要，既要有中心内容，又要兼顾各种不同风格和流派。所谓中心内容，就是以苏联的作品为主体。这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给木刻艺术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苏联人民的生活。但为了淆乱敌人的视听，也酌量吸收了一些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艺术家的优秀作品作陪衬。鲁迅先生在一次通信里提到这次展览会的时候，不无感慨地说：
现在开一个展览会颇不容易，第一是地址，须设法商借，又要认为安全的地方；第二是内容，苏联的难以单独展览，就须请人作陪，这回的法国插画就是陪客。因为这些的牵掣，就发生种种缺点了〔注四〕。
这是真情实话，决非局外人所能了解。还有许多其他零碎事务，也非亲历其境者，难以置信。例如租用镜框，布置会场，小至发通知，译说明，一根洋线一枚钉，鲁迅先生都莫不亲躬其事，力求尽善尽美，方才罢手。有时甚至还亲自担任解说员，凡有所问，必作详细解答，务使参观的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去。这种苦心孤诣，舍己为人的精神，倘非具有满腔热情的人，岂能办到？
注一：施高塔路即现在的山阴路。
注二：虹口公园靶子场系日本海军陆战队打靶的地方。
注三：老靶子路即现在的武进路。
注四：参见《鲁迅书简》5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