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我的回忆
何香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少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二十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
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
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
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一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1903年初，我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入学之后，我觉得日文程度不够，听课有困难。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成濑寅藏，就请学校的舍监及舍监夫人帮助我学日本语文。成濑寅藏对我的学习问题十分关心，多方帮助，是我至今仍然感谢的。这个时候，我除了每日在寄宿舍加紧学习日本语文之外，有时也和仲恺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和仲恺还有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去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3年夏秋之间，孙中山先生离日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去了。孙先生一向都是十分重视武装斗争的，他接受了在兴中会、华兴会时期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训练军事人材。他在离开日本之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等初步的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那时我已由寄宿舍迁出，在牛込区租赁房子居住。廖仲恺、黎仲实和苏曼殊等人便组织了住在牛込区的留日青年学生，成立义勇队。为了避免外人知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集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
与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寓所里的义勇队员约有二十多人，我每天都先行起床，照料烧水煮饭的事情，为他们管理家务。清政府驻日公使馆一向对我们的聚会极为注意，并且勾结了日本警察，经常侦查我们的行动。义勇队的青年都很热心学习军事，练习射击的事也很秘密，本来我们是可以继续练习下去的，但是由于其中一个队员仅仅为了谈恋爱，结果出了问题，被敌人找到了破坏的机会。一个和我们同住的青年义勇队员和日本女子闹恋爱，日本警察指使那个日本“女中”假装怀孕，到我们寓所来吵闹。我们只好变卖家私杂物，筹钱赔给那个“女中”，并且搬了一次家，搬到小石川居住。在牛込区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义勇队练习射击的事，因此无形中等于停止了。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本来，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很多日本朋友都曾热心帮助孙先生进行革命工作。山田良政在第一次惠州之役就被清政府逮捕后牺牲。此外，宫崎寅藏兄弟、犬养毅、菊池、萱野良知、寺尾亨和山田纯三郎等人也曾尽力帮助过孙先生。我们至今仍纪念着他们。原来日本政府的对外方针是根据日英同盟的政策办事，而英国是大力支持清朝的，因而日本政府当局与清政府互相勾结，对于中国革命党人在日本进行的活动，多方设法制止和阻挠。所以不少日本朋友帮助我们一个时期，另一个时期又不敢同我们多所来往，就是受了日本政府的限制。在这样情况之下，我们在日本进行留学生中的工作，也不是容易的。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集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返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我搬到神田居住以后，孙先生每星期召集同志在我家里开会两三次，经常在我家计议和筹划各种革命工作。按照日本规矩进门就要脱鞋，人如果来得多了，都脱下鞋子，很多鞋子就会堆在门口，是会引起日本警察和清政府的走狗侦探怀疑的。因此，当孙先生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除了做好看门开门、照料茶水的工作以外，还专门做收藏鞋子的工作。孙先生收发信件也很多，有时还用假名。寄来邮件中有写“中山”、“高野”、“逸仙”、“孙宅”收的书信，我都收妥，交给孙先生。
由于孙先生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积极努力，1905年7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决定将来成立的新国家称“中华民国”。当时加盟者已有数百人，盟员籍贯遍及中国十七省。只有甘肃因为还没有留学生到日本，所以还没有甘肃省籍的盟员。及后不到年余，加盟的已过万人，国内各省都成立支部，从此革命风潮，日甚一日。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三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可见胡汉民后来反对改组中国国民党，反对实行三大政策，是早有原因的。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先生当年组织同盟会提出的口号，它初步概括地体现了孙先生当时的革命理想。这四句口号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也不应该分割。那个时候虽是革命浪潮汹涌，有志青年纷纷趋向革命，同盟会发展迅速，固然出人意表，但是每一个加入同盟会的人，在加盟时都要宣读这四句誓言，把这四句话作为服膺奋斗的南针。可惜的是在全体同盟会员之中，只有一部分的同盟会员对这四句口号是真心拥护到底的，有一部分同盟会员仅仅在表面上接受，实际上心里面是不接受，或者并不是完全接受的。所以后来革命阵线内部一再发生分歧，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预伏远因了。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乃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一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的文章仅仅反映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等。第二类人的文章则指出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宣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当时中国同盟会存在的这三类思想都在《民报》的文章上反映出来。中国究竟往何处去？问题是提出来了，也有过争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彼此的见解也极不一致。辛亥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朝皇帝就退位了。辛亥革命是没有明确的思想准备作为基础的。当时武装斗争是抓得紧，而思想建设就比较松了。后来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中的一部分在刚刚推翻清朝、袁世凯上台的时候，就完全倒过去了。第二类人在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时候，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而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又不幸在1925年因病去世。朱执信又牺牲在先。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跟随孙先生，忠心耿耿地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比较进步的，自由、平等、独立、富强的国家的国民党人，便只剩了廖仲恺等少数人，仲恺后来又被往日的老朋友、国民党中的反革命分子暗杀牺牲。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因而被蒋介石、汪精卫等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派推迟了三十多年。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科大学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结识的。
1906年秋天，我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我们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1908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绘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视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见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视，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诛连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先生曾派仲恺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恺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恺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转入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政治经济。那已经是1908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经失败，孙先生深切注意到，如果想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经费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经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1909年，他再派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恺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经由天津转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东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1910年至1911年间，国内几次武装起义失败，革命转入低潮。为了积极筹划再行发动武装起义，孙先生一方面派人到香港，另一方面又亲到南洋各地筹款支持革命。1911年春，我已在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毕业，也回到香港娘家居住。1911年3月29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和朱执信等领导进行的。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几个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正在海外宣传革命，募集革命基金，其他革命党人也很分散，革命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军阀、官僚、政客、立宪党人乘机夺取革命果实，许多宣布独立省份的军政大权都落入他们的手中，政权由封建帝王转入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手里。孙中山先生12月从海外回到上海，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而同盟会自根据宋教仁的提议改组为国民党后，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都参加进来，其中有不少人根本就反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甚至有的手上还沾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这些人加入国民党完全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不外想钻进来升官发财，根本谈不上实现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更谈不上采取各项革命措施了。这样，国民党就渐渐失去了他的革命性。当时有国民党中的极右派分子劝孙先生：“中国弱，不宜于过激地反对列强，中国穷，也不宜于过激地反对资本家。”孙先生听了这些谬论很愤慨，在一次演说中驳斥他们说：“如果我不反对列强，我就不用这样辛苦革命了。”又感慨叹息说：“现在国民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这时候，袁世凯凭借他的地位和武力，已经做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进攻革命的新工具，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革命发动了进攻。袁世凯一面指挥军队攻击革命军，另一方面试探议和，甚至伪装他也同情革命。袁世凯的这种反革命的两手，对当时革命内部的许多人发生了很大的威胁和欺骗作用。甚至不少人被袁世凯所收买，成为他在革命内部的坐探和代理人。孙先生是十分反对和议的，他认为“革命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孙先生提到的所谓反对列强就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思，平均地权就是削弱封建主义的基础，节制资本就是想避免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些爱国而又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不是当时国民党内外的封建买办分子所能接受的，而一些对帝国主义还存在敬畏心理和抱有幻想的分子，当然也不会真正赞成这些激进主张。封建、买办势力特意制造出一种“非袁莫属”的论调来打击孙先生，帝国主义者更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袁世凯。在国民党内占优势的右派分子都一致主张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而往日同盟会中人也出现为袁世凯说话的人，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一个。真正信仰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的，真正拥护他的领导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且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兼迫之下，孙先生在当选三个月之后就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权位。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至此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下迅速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手中。
但是，孙先生以及忠实于他的革命理想的同志并没有向反革命势力屈服，而继续组织革命力量同袁世凯进行斗争。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胃病加重，遵照医生建议完全停止工作。
为了争取当时的议员反对袁世凯，仲恺奉孙先生之命来到北京做运动议员反袁的工作。可惜后来仲恺的活动都被袁世凯密探知道了，在他们预备捕人的黑名单上已经写有廖仲恺的姓名。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仲恺得到友人密告消息。虽然形势已经极为危急，他幸而能够只身离开北京去天津，平安回到广州。而当时与仲恺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池，则在这次大搜捕中被捕，惨遭杀害。广州革命政府成立，胡汉民任政府主席，仲恺在革命政府任财政司司长，朱执信任教育司司长。可是这时候革命派只直接掌握了很少数的武装力量，以前一时投机依附革命的军阀都同袁世凯勾结起来，反戈进攻革命政权，广州革命政府就是在内无群众基础、外受军阀龙济光的威胁的形势下而垮台的。广州革命政府瓦解之后，我和仲恺分头仓促离开广州去香港。英国当局视我们为政治犯，不许入境，限我们四十八小时离开。老牌的英帝国主义，一向就是这样敌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我们迫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亡命日本，在东京千駄谷安下家来。
孙先生深知国民党人革命精神泯然无存，反袁定难成就，痛心之余，决定到日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重新号召进行反袁工作。那时，我们已先在日本。孙先生积极革命，早已深为袁世凯所忌。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先生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得犬养毅、宫崎滔天、头山满等告诉了我们消息，另外，日本朋友并临时组织了“刺客击退团”，及早进行防范。当天，犬养毅、头山满等亲自同我一起赶到火车站迎接孙先生，孙先生安全下了火车。我们就在孙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在日本积极筹备反袁工作。
1914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我和仲恺、朱执信、邓仲元、陈其美都参加了，仲恺并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次长。黄兴、汪精卫都始终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当时，我们居住在涩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孙先生与孙夫人则住在青山四丁目。1915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已有百余人，党内各项事务开展，又专门在青山六丁目设立了中华革命党的事务所。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期，有几个日本朋友也直接参加了一些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从现在还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经常和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日本朋友。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执政当局却完全无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睦相处的善良愿望，不断侵略中国。当完全丧失民族气节的、出卖国家权益的卖国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我过去一向在日本留学生中做宣传联络的工作，这些年我自己虽然已经结束了留学生的生活，但是为了反对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及后来为了反对张勋搞的“复辟”，我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上还演讲过几次。有一次当我激动地讲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泪来，座中留学生苏君，曾为此劝我不要太过激烈，因为在日本居住，不宜太过激烈反对日本政府。但是，我觉得我即使住在日本，也应该以祖国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1916年1月，袁世凯僭称皇帝，蔡锷为首在云南起义，宣布反对袁世凯，要求袁世凯退出皇帝位，成立护国军，朱德同志也就是护国军的一个少壮军官。西南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皇帝没有做成，6月死在“新华宫”。这时，我们都还在日本。孙先生本来希望推翻袁世凯之后，中国能够真正出现统一共和的局面，不料各省军阀不听调度，各自勾结帝国主义势力，盘据一方，大好中国被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孙先生由于自己没有军事力量，不得不利用军阀的军队，以保护民主主义的旧约法为名，进行革命斗争，是以有护法之举。可是，这些军阀官僚却利用孙先生的名义专去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一定时期，又排斥孙先生。在这个期间，孙先生已经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比较进步的武装来支持革命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顺利进行革命的。所以孙先生一面不断和军阀进行斗争，一面不断研究摸索中国革命在下一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孙先生后来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思想，恰恰就是在他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和军阀作斗争当中，一次又一次地得以不断加深和巩固起来的。
袁世凯倒台了，可是革命依然没有成功。段祺瑞企图操纵国会，依然继续北洋军阀统治的局面，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当中，根据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表示要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将德国在中国的影响排出去，而代之以美国、
日本的势力。为这样做，段祺瑞组成督军团，后来终于引出张勋出台，演出了一幕复辟的丑剧。
当时，孙先生对是否对德宣战，是另有明确主张的。朱执信在广州就曾经根据孙先生的意思，写了一本小册子，严格主张中立，说明世界大战参战双方，都是列强争夺世界霸权，既无什么正义可言，又没有中国必须参与一方的义务。这本小册子在当时是发生了很大影响的，现在恐怕都已不易找到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先生再次提出了“护法”的口号，反对北洋军阀，因而再次回到上海主持工作。
孙先生深深觉得没有武装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斗争，无由贯彻救国救民的宗旨。所以他几次与当时在上海的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的行列。仲恺协助孙先生运动北洋海军军官彭春源等南下护法，我则被分配做北洋海军的妇女家属工作。我在哈同路的宾所里接待一些海军家属，对她们讲解护法的必要，配合做些说服动员工作。7月中，孙先生亲率肇和、永丰两艘炮舰南下护法，我们也相随到了广州。孙先生在到达广州黄埔之时，曾在欢迎大会上说到“中国共和已有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这不是共和这个制度不好，而是共和国的执政人，用假共和国的面孔来行真专制之手段的原故。”自孙先生率海军南下，伍廷芳、章炳麟、唐绍仪等人和一些国会议员亦响应护法号召，到达广州。8月，到达广州的议员已差不多有一百多人。这虽然未满议会法定人数，但在非常事变发生期间，可以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成立军政府。标榜护法、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的军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文规定，在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军政府大元帅行之。又规定了军政府组织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才宣告废止。9月，孙先生被选为大元帅并就任大元帅职。财政部长为唐绍仪，外交部长为伍廷芳，内务部长为孙洪伊，陆军部长为张开儒，海军部长为程璧光，交通部长为胡汉民。仲恺协助管理财政。
但是，在广州的议员们、部长们却未能洞察美日帝国主义的阴谋，终于表示对德宣战。唐绍仪毫无问题是亲美亲日的。这样，对德宣战的布告，是经过军政府及非常国会决定后发出来的。这就形成非常奇怪的局面：北洋军阀对德宣战，而反对北洋军阀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德宣战。段祺瑞就利用对德宣战的口号，预备趁机对护法各省用兵力解决。冯国璋为了扼制段祺瑞不使段的势力再扩大，一度高唱和议。但是，孙先生为了维护共和体制的尊严，坚决表示除恢复国会和约法之外，无磋商余地。和议不成，又打起来。湖南、湖北都有激战。孙先生在当时一度发表文告，坚决表示对北洋军阀作战到底。孙先生这回出兵，却是他自己军政府内部勾通北洋军阀的、顽恶成性的桂系军阀陆荣庭等人所绝对不会赞成，或者是说绝不愿意赞成的。当时陆荣庭、唐继尧等人虽然在军政府中被选为元帅，但他们始终不肯就职。他们虽然口头反对段祺瑞，却奉冯国璋为大总统。他们本来就是因为个人要求不遂，才与段祺瑞对抗的，并非真心来参加护法，打倒北洋军阀斗争的。孙先生坚决与倪嗣冲、曹琨、吴佩孚、张敬尧等南犯的北洋军阀一再对抗作战，陆荣庭等都是很不满的。
孙先生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比较可靠的力量是海军和国会中的一部分人。1917年广东省长朱庆澜想交二十营兵给陈炯明，以便将来编练改为护法北伐的武装。那时广东兵权操在桂系之手，桂系军阀当然不希望军政府除了拥有一些海军之外，又有直属的陆军部队，因而一再从中阻挠。最后几经曲折，才勉强同意将二十营兵交与陈炯明。孙先生就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仲元、许崇智为副司令，二十营兵全体奉命开赴福建。部队内部有很多革命青年，如邓演达、李章达等，士气充沛，不久队伍开到漳州。不过，这支军队一向受桂系军阀歧视，饷械给养，均受桂系军阀控制。仲恺曾经几次遵照孙先生的意思，多方设法筹款接济他们。孙先生在上海的房子就因此由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二万元，一次得款二万五千元，都亲由仲恺带到漳州交给这批驻闽粤军了。孙先生满希望这批军队将来可以成为比较进步的革命武装力量。可是，这批粤军回粤以后，其中邓仲元固然成为孙先生在军事方面很得力的助手，而陈炯明却在1922年利用孙先生苦心帮助他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背叛了孙先生。
桂系军阀在军政府内部制造纷争，当时还曾经一度集中在所谓省长问题之上，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当时，广东人不满任用桂系人物为省长，想叫胡汉民当省长。桂系军阀又表面上叫当时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广东省长及督军，程起初也是不愿就任的。程璧光是北洋政府阁员之中南下护法的唯一始终拥护军政府的人。他后来被陆荣庭派凶手暗杀了，凶手是在程璧光乘艇横过珠江、刚抵海珠对岸码头之时向他开枪的。程璧光死后，拥护军政府的人，又少了一个。
由于孙先生的提倡号召，非常国会已着手准备制定宪法。当非常国会召集宪法会议起草的宪法稿已到第二读将告完成之时，桂系军阀与政学会的人恐怕有了宪法，与北方调和更无希望，因而阴谋运动与他们相接近的议员阻止宪法完成。陆荣庭与唐继尧等，曾经屡次牺牲护法以求议和，只是碍于军政府在孙先生领导之下坚持护法，不得遂愿。他们要想另行组织各省联合来对抗军政府，却又苦无根据，于是变通作法，以非常国会改组军政府，把元帅制改为总裁制。
1918年7月，军政府改设总裁制，非常国会举出孙先生及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庭、林葆怿、岑春萱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萱为主席。孙先生知道他们改组的宗旨，完全为了和北洋军阀妥协议和，不是为了护法，当然不肯参加。七总裁之间意见也各不相同，他们既不愿反对列强侵略，也不喜欢用国民党的人，连伍廷芳也在被排斥之列。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不能实行，立即放弃总裁职，再赴日本。
反袁护法二次革命的结果，中国仍然又落到军阀盘踞的混乱局面。那时我们已先到日本，住在东京九段。当我与朱执信得知孙先生抵日，曾同赴神户迎孙先生到东京。从“革命同盟”的时候起始终与孙先生忧患与共的廖仲恺、朱执信，至此仍然追随在孙先生的左右。这时候孙先生备受了几次惨痛教训，于是一转而着手宣传革命主张的工作，同时在最穷困的情况下接济在福建的革命部队，准备夺取一块适合地盘，再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
1919年孙先生又回上海，在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事务所，从事《建国方略》的著作，创办《建设杂志》，继续作反对军阀的工作。我们亦回到上海。那时林伯渠同志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事务所帮孙先生工作，我们时常见面。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正如警钟一样，唤醒了世界上被压迫人民。孙先生感到利用军阀，终非长久之计，因而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下决心仿效苏联。那时孙先生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起草来往稿件的工作，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帮忙。孙先生还想派人到苏联学习，特意叫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先学俄文，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日到长滨路民厚里我们的寓所来教俄文。最后，朱执信没有去成，改由蒋介石，李章达到苏联去了。这时候，学习俄文变成了很时髦的事了，甚至连陈璧君这样的人，也加进来一起学俄文。孙先生觉得那时中国正处在军阀各自割据的时期，要推行革命措施，势必受到很大阻力。而进行革命，就非要根据地不可。那时北京是北洋军阀窝子，打不进去。上海是帝国主义的堡垒。武汉更是吴佩孚的地盘，等闲取不得。这样，唯一的理想根据地仍只能是军阀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广州了。要取得广州，配合在福建的武装力量的反攻，就必须布置广州的内应工作。孙先生就决定先派朱执信到广东去策动民军和农民起义，做反对桂系军阀的工作。可是，桂系军阀却在虎门布置了陷阱，以虎门要塞部队可能起义的假消息诱骗了朱执信，朱执信因此在虎门要塞附近被暗杀牺牲。朱执信的牺牲，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国民党左派的一大损失。如果他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孙先生在这期间又多次派仲恺到福建漳州驻军那里做动员联络的工作。1920年冬，原驻漳州的邓仲元、陈炯明、许崇智等广东部队打回广东，收复了广州之后，不久孙先生和我们也回到广州去了。第二次收复广州，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又南下集中到广州。广州成了革命根据地了。1921年，孙先生经过国会在广州一致通过就任临时大总统职。陈炯明为陆军部长，邓仲元为参谋长，陈绍宽为海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次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同年中华革命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又有很多人参加进来。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