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之夜——访问阿尔巴尼亚散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春雨之夜
——访问阿尔巴尼亚散记
吴强
屹立在亚德里亚海海边的阿尔巴尼亚，全境是连绵不断的起起伏伏的山，素有山鹰之国的称号。5月，正是这山鹰之国鸟语花香的春天。
由诗人巴努西同志陪同，我在5月13日中午，到达著名的风景区波格拉迪茨。波格拉迪茨市区，紧靠着奥里特湖，我们住的旅社，就在湖边上。奥里特湖是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两个国家的一处分界线，双方各占一半。波格拉迪茨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植物园里的红玫瑰又正在盛开，樱桃也到了红熟的时候，我很想在这里尽兴地游览一番。不料，午睡起来，天色忽地变了，接着就下起雨来，并且叫人有春寒的感觉。
晚上，雨越下越有劲，游览的计划打破了，也不便出去进行访问。照预定的日程，明天上午，就得到另一个城市科尔察去。在这么一个好地方，只是在旅社里吃几餐饭，过上一宿，看一下雾雾蒙蒙的湖山烟雨，我心里不免有些惋惜。
阿尔巴尼亚人有在下午和傍晚散步的习惯，因为雨下得大，好些喜爱散步的人，都到旅社的餐厅里来喝咖啡、啤酒，谈天，听广播；其中有的是边防军的军官和士兵。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过，对军队和打仗的事有兴趣，又想到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十分坚强勇敢的有着光辉斗争历史的军队，波格拉迪茨是阿尔巴尼亚的边区，在和意大利、德国法西斯战斗的时候，定有不少动人的故事。这时候，便生起一个念头，想知道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斗争故事。
巴努西同志不曾当过人民军，不曾打过仗，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但是，他告诉我说，靠近有个老战斗英雄，复员在家，这个战斗英雄身经百战，身上有好多动人的故事。
“要不是落雨，可以去访问他。”他说。
正在这个当儿，一个青年人披着雨衣闯进来。他见了巴努西就拉手打招呼。经过介绍，我知道他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编辑，叫尼科·尼科拉。尼科拉在我们桌子旁坐下来不久，一听巴努西同志说起我的愿望，马上冒着雨奔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钟，他就把刚才谈到的那位老英雄找来了。
老英雄来了，我怎不分外高兴。但是要他这位长者冒着雨到我的住处来，我又觉得是个罪过。我一边同他紧紧地握着手，一边连连向他致歉。
他只是摆着手掌，对我说：
“你是中国同志，能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到我们阿尔巴尼亚来，到我的家门口来，我就不能冒这点雨来看看你，跟你谈谈？下雨，算得什么？为的来看看中国同志，下钉子，我也要来呀！”
尼科拉同志向我介绍说，老英雄的姓名叫齐科·卡里瓦奇，党的领袖霍查同志在一个星期以前，还到过卡里瓦奇同志家里，对卡里瓦奇同志非常关心。为的让我和卡里瓦奇同志好好地谈谈，尼科拉和巴努西就到别处去了，我也就和卡里瓦奇随意地谈了起来。
谈了好一阵，他却一直谦逊地说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好说。他说，那时候只有八九十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强盗军队，全靠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他在最初参加游击队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庄稼人，后来，跟大家一起，打过一些仗，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战士。
“听说你在战斗中负过伤？”我问他。
他竖起两个指头，然后指指腰眼，说曾经负过两次伤。
“听说你当过营长。”我说。
“是的。”他笑着说。
见我连连地对他发出问题，他的谈兴浓了，于是便滔滔地说起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来。他以他的真情实感坦率地告诉我说，他原是为的自卫、复仇，从意大利侵略军那里，偷了一挺机关枪，藏在家里。那时候，他只有一个想头，就是：要是他们想害他，他就用这挺机关枪对付他们，他们要想打死他一个，打死他一家，他就去打死他们十个、一百个！
“想到组织游击队、人民军跟敌人战斗的是党和霍查同志他们。”他竖起他的粗壮的大拇指，接着握起拳头，狠狠地抖了几抖，大声地说。
“你后来怎么参加游击队的呢？”我问他。
他说他看到游击队到了波格拉迪茨附近的山里，跟意大利侵略军打仗，打死了好多意大利官兵，激发了他的战斗情绪。他听说游击队武器不够，只有一挺机关枪。打仗的时候，只好常常用瓶子装上炸药，向敌人投掷。“我的一挺机关枪为什么还埋在地窖子里头呢？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它打击外国强盗呢？”他说，他于是出乎一片爱国心，便在1942年的一个夜里，拿起那挺机关枪，投奔游击队去了。
他又把他的阔大的手掌放在胸口，说：
“那时候，我也只晓得自己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不能让意大利人在阿尔巴尼亚的土地上，宰阿尔巴尼亚的牛羊吃，糟蹋阿尔巴尼亚的姑娘，杀阿尔巴尼亚人，烧阿尔巴尼亚人的房子。”
“作为阿尔巴尼亚人，就应当起来战斗！”
“……应当把外国强盗赶走，消灭！”
显然，他激动起来，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辉。
我对他赞佩着说：
“你的精神很好，还是不减当年！”
他用手指比划着说，他今年不过是五十九岁的人，一旦党和国家需要，他就再拿起枪来，走上战场。
由于负过伤和艰苦的战斗生活的折磨，这位五十九岁的人，肌肤已经有了许多折皱，眼睛也有点下陷，头发也花白了，显得有些苍老。可是，谈了两个钟头的话，他竟没有一点倦容，一边谈着，一边笑着，同时还常常挥动着两只大手，增强着他的语言力量。在后来，他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铁托集团常常在阿尔巴尼亚边境进行挑衅活动的时候，便举起他那颀长的臂膀，愤愤地说：“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走狗！最坏最坏！”在我的印象里，他哪里是五十九岁的人？他还是一个手里拿着枪正在战斗着的无畏的战士，还是一个全身充满青春活力的人。
雨还在纷纷地落着，他的话也在滔滔不断，我越听越有兴味，我很想一直地听下去，但又恐怕太劳累了他，便提议请他回去休息。他却连连地摆着手，说难得遇见一位远道来的中国同志，很想谈个畅快。
对他的这股健旺的精神和对中国同志的感情，我赞叹地又是无限感激地笑着，用我的两只手使劲地紧紧抱着他的大手。
巴努西同志和尼科拉他们回来了，他们也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才再一次地紧握了我的手，和我贴了两次脸，走出旅社餐厅的大门。
尼科拉同志告诉我，卡里瓦奇同志是1949年入党的、有了十二年党龄的党员。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提议过，把卡里瓦奇的事迹编成一部电影，他的话音一落，我就大声地说：“我预祝这部作品创作成功，并且盼望能够看到这部影片。”
回到房间里，我一下子睡不着。雨还在落着，奥里特湖的涛声，湖滨白杨树在风雨里摆动的萧萧声，清晰地传送到我的耳朵里来，使我不禁生起了这样一种想像：这声音正像是当年阿尔巴尼亚万千个红色游击队员，正在汹涌奔腾地朝着敌人举行着一次胜利进军。我还仿佛看到，那时候只是三十多岁的身材魁梧英气勃勃的卡里瓦奇，正背着他带到游击队里去的那挺机关枪，昂着头，挺起胸膛，疾步如飞地走在先头部队的行列里。
我睡到床上，又爬起身来，扭亮了台灯。
我打开我的笔记本子，一口气写了一整页我和卡里瓦奇同志谈话的情况，最末几句，我这样写道：
“真是山鹰一样的英雄战士！英雄的山鹰之国！英雄的阿尔巴尼亚！”
夜深了。
几个小时以前，我曾有一点春寒的感觉，这时候，湖滨的白杨树还在萧萧作响，雨还在下，我却又觉得像是沐浴在春阳的光辉里似的，温暖得很。
196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