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业危机和肯尼迪的对策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美国农业危机和肯尼迪的对策
吴学成
在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和农产品价格日益下跌的双重压力下，美国中小农民的破产过程也在加剧进行。
根据美国农业研究公司出版的《农民状况》，美国农庄数目已从1954年的四百七十万个减少到目前的三百七十万个。五年来美国农庄的减少比率，比1950年到1954年一段时期又几乎增加了一倍。在农庄减少的同时，失业的农业工人也大批流向城市，农业人口已从1950年的三百零五十四万七千人下降到目前的二百万人以下。
美国农业危机正像工业危机一样，是以“生产过剩”为其特征。根据美国官方统计，积压在政府手中的“剩余”农产品1953年是三十亿美元，1959年增加到八十亿美元，今年1月再增加到九十四亿美元。肯尼迪上台后曾把这批“剩余物资”大规模向国外倾销，但是，正像《华尔街日报》最近所透露，这个“溶化中的高山”今天仍然达八十五亿美元之多。其中以小麦和玉蜀黍的积存量最大。“剩余”小麦已超过十亿蒲式耳，约等于1959年美国小麦一年的产量。这些“剩余”的农产品加重了市场的压力和财政上的负担，从而使农产品批发价格不断下跌。据美国官方统计，自1948年到今年7月美国国内农产品的出售平均价格下跌了18％，其中牲畜和畜产品价格下降24％。随着农产品跌价，美国农民的收入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农业部宣布：1960年美国的农业纯收入仅有一百一十三亿美元，比1959年减少5％，今年第一季度的农业现金收入年率为三百四十亿美元，比1960年第四季度的三百五十九亿美元又下降6％。与此同时，农民在购买农业生产机械和其他工业品时所付出的代价却不断增长，农产品价格指数同工业品价格指数的对比（以1910—1914年为100）已从1947年的115下降到1960年的80和今年7月的79，这是战后以来最不利于美国农民的比价。
造成农产品“过剩”的原因，是美国人民在美国政府扩军备战，加重捐税负担，实行通货膨胀，以及大量失业的威胁下，大大降低了消费能力。同时垄断价格还在不断增长，结果美国人民食品消费量减少了，从而生产与消费更形脱节。在美国“剩余”农产品达到空前数量的同时，却有很多人过着饥饿生活，全国食品消费量至今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据统计，1935—1939年，美国每人每年消费面粉平均为一百八十磅，1959年已下降到一百一十磅。1955年平均每人的肉类消费量为一百六十二点八磅，1959年即减少到一百五十八点五磅；同期的鸡蛋消费量，从三百七十一个减少到三百五十四个；牛奶和乳酪［lào］的消费量从三百五十二磅下降到三百四十八磅。由此可见美国的所谓“剩余”农产品并不是真正的过剩，乃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是广大人民饿肚皮的结果。连肯尼迪在其农业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有一千七百万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在十户美国家庭中，有一户的饮食不足，甚至低于标准营养的三分之二”。
农产品的价格在下跌，但是用这些产品制成的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却上涨了。例如，从1951年到今年7月，农民出售棉花的价格降低了21．2％，而衣服的价格却增加了9％。消费者购买农产品所支付的款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农民在每一块美元的农产品零售价格中所占的份额，从1947年的五角一分减少到今年6月的三角七分，这是1935年以来的最低份额。
在农民收入减少与商品价格上涨的同时，农民的纳税额和债务增加了。例如，在美国政府扩军备战政策下，对农民财产征收的税额从1940年到1958年增加将近两倍，从1950年到1958年每英亩的税收增长50％，农民欠银行和政府机关的债务，也从1950年1月的一百零八亿美元增加到1956年1月的一百六十九亿美元和1960年的二百二十六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农民目前的两年的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农业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及资本的集中和大生产吞并小生产的过程，更为加剧。从1950年到1959年的十年中，将近一百五十万个农庄被吞并。其中1959年比1958年减少十万个，为战后中小农破产最多的一年。
随着中小农的大批破产，农业人口和农业工人也在急剧的减少。1960年4月美国农业人口仅有一千六百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58年的12％下降到1960年的9％。最近十年来，农业人口平均每年减少五十万人。破产的中小农和失业的农业工人，与城市工人的失业大军相会合，更加重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发展着的美国农业危机，不仅加深了农民的灾难，而且大大加重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不能不使肯尼迪政府感到忧虑。为了缓和农业生产的“过剩”危机，肯尼迪政府决定比艾森豪威尔进一步加强采取所谓“平价”政策；用大量收购农产品以维持农产品价格的办法来缓和危机。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剥夺中小农的利益来为大农场和垄断组织以慷慨的津贴，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集中的增长，加速了农业阶层的分化，为排挤和剥夺中小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为中小农的生产成本一般的都高于“平价”。他们很难从“平价”中得到好处；而大农庄主的生产成本是低于“平价”的，他们从政府的包购办法中得到额外的收入。
肯尼迪政府的另一个主要措施是强制削减耕地面积，以期减轻农产品“过剩”的压力。今年计划玉蜀黍的播种面积减少10％—20％，饲料作物减少40％，小麦减少10％以上。美国农业部长弗里曼并强调说：“只有在减少小麦和饲料作物的播种面积的条件下，才能保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这种削减播种面积的办法对于大农庄说来，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为中小农带来危害。因为大农庄停止耕种的土地多是贫瘠的，而且他们还可加强农业机械化而精耕其余的土地，借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保证高额利润。而中小农就不具有这种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实行后，美国农业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继续扩大。
由于“平价”政策和削减播种面积对解决美国农业危机的作用很小，肯尼迪政府就又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上。在肯尼迪上台不久，他就在促进世界和平和自由的幌子下，提出“粮食用于和平计划”方案，规定在今后五年内将向国外倾销价值七十五亿美元的“剩余”农产品。但是，这种变相的倾销农产品的办法，不能不遭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反抗，结果，不但增加了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倾销困难，而且大大加剧了美国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为了解救农业危机，美国政府花了四十年的功夫，用过几十种方案，花了数百亿美元，结果都是徒然。不管“平价”政策也好，强制削减播种面积也好，加紧对外倾销也好，都不能缓和农产品“过剩”的增长。肯尼迪对这个棘［jí］手问题同样一筹莫展，再次暴露了美国统治集团对这一美国资本主义根深柢固的痼［gù］疾的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