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后办报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在敌后办报的日子里
周保昌
1942年，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日子。当时，敌人的“扫荡”、“奔袭”、“蚕食”极其频繁。日本鬼子和他的爪牙“皇协军”，还有国民党顽固军，他们三位一体，共同对付我们。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我们在一个地方很难住上几天的，有时甚至一日三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依靠了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出报——把山东《大众日报》办得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党报一样，像一面战斗的红旗，插在东海之滨的沂［yí］蒙山上。
那时的报纸只有四开大的一张，铅印，两日刊（后来改为日刊），每期容字不过两万，但在当时对于抗日军民所发生的鼓舞力量是难以形容的。那时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鲁南、滨海、鲁中、胶东、渤海五个地区，中间有铁路，有公路，有河流，还有无数的封锁沟、封锁墙，靠什么来指导斗争呢？报纸，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当时，党的重要政策、指示，通过报纸，传播给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的一切实践活动，又通过它反映在报纸上；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各项文件，由新华社广播，刊载在报上，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整风学习中最珍贵的材料；报纸也刊载了被全世界劳动人民日夜关心的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的冬季攻势和它的伟大胜利，这些，都曾在最艰苦的日子里鼓舞了我们。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给报社的任务是：在任何时候，都要保证报纸出版，都要把延安新华社的消息收到。所以我们的工作经常是：一遇到敌人大“扫荡”，工厂就埋机器，报纸改出油印，外地只运少数，用电报播发社论；遇到小“扫荡”就坚持出报，而不管如何，新华社的消息一定要想法收齐。当时电台的同志始终是跟着编辑部一起行动，工作也是最辛苦的，常常是别人休息，他们还在工作；每次转移，总要等收完新华总社最后一班发报。辛苦还是小事，最耽心的是电台遭受损失，因为它目标大，到一个地方两根竿子一竖，很容易暴露目标。记得有次敌人来
“扫荡”，我们住的村子离敌人很近，情况比较紧张，如果架线以后再撤线，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后来电台同志出了个主意，不架线，两个人爬上树去，用手支着小架线竿，这样做既不暴露目标，又轻便，结果就这样作了，成绩很好，而且在树上支小电线竿的人还可以兼当侦察员，真是一举两得。
除了电台以外，还有铅字、机器一整套设备。这些东西既不能随身携带，也不是几头牲口可以驮走的。所以我们把工厂固定隐蔽在某个地方，同当时军区的兵工厂一样，我们的工人不仅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他们还要担负埋藏机器、保卫工厂的任务。一有情况，他们很熟练地把机器拆下来，分别埋在一定的地方。埋藏好后，工人就变成了游击小组，在自己厂的周围巡逻，一旦发现敌人要到这个村来，就打枪转移敌人，万一敌人住在这个村，夜晚就去袭扰敌人。
为了建设我们的工厂，工人们特别爱惜工厂的财产。大家懂得：从一台铅印机一直到一个铅字、一张纸，都来得多不容易呀！从济南买回的材料，其中有许多标题字是把它掺在大粪里推出来，而后又从粪里一个个捡出来的。有时就要把敌人的据点打开，从那里缴获机器。材料愈困难，节约材料也就愈重要，那时，哪怕是极为细小的一小节铅丝倒在垃圾里，也要把它捡回来。
环境是那样的艰苦，条件又是那样的困难，但我们从来没有放松对报纸印刷质量的提高。在没有字模以前，一个铅字不知要用上多少次。后来，我们辗转从上海买到了字模，报纸也由两日刊改为日刊。从此字模和铸字炉也就成了工厂财富中的“宝中之宝”了，记得有一天的夜晚，突然发生敌情，情况紧急，工厂就把字模埋在附近的沙河滩上，埋好不久，突然天气变化，一场大雨，把字模冲走了，这消息真如晴天霹雳［pī-lì］，惊动了多少人呵！上至分局、军区，下至县委、区委和村支部，都关怀这件事情，最后在莒［jǔ］南县委的亲自布置下，发动沿河滩三十里的人民一齐动手，终于在河里把一箱箱的字模找了回来。说到储存纸张，也煞费心计，大批的纸张总需要有个地方储存，但纸张这东西不同于机器、铅字，既不能随地埋藏；又容易燃烧；而且太集中了不能随机应付敌人的袭击，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群众的家就是我们报社的仓库，家家户户都为报社保存一点纸，需要的时候，去一头牲口就可以拉回二三十令，结果，敌人用尽办法也没有能够找到我们的仓库在哪里。
艰苦的环境，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困难，在与困难作斗争中，也锻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在那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常常高声唱着：
“艰苦是我们的，
胜利也是我们的，
谁能熬过艰苦斗争的锻炼，
谁就能得到胜利的明天。
……”
这歌声在当时成为鼓舞我们克服困难，勇敢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