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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61-11-28
第6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王国华
1934年春天,三十多个来自白区的革命同志,结束了在瑞金苏区党校的学习,要回到白区去进行革命活动,回河南去的,有我和常文治二人。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早,我们向苏区告别,踏上了一段至今难忘的路程。
那是在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之后,苏区四周受到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当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线时,正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路的两边,一边是敌人的碉堡,哨兵正在虚张声势喊叫;一边是黑洞洞的深沟,远处传来了河水的咆哮。我们屏住了声息,在悬崖中腰的蚰蜒路上,匍匐[pú fú]行进着。好容易翻过一个山头,眼前又横着一条大河,我们刚上船,便被敌人发现了。碉堡里的机枪“咯咯”地狂叫起来。一些同志负伤落水,立即被激流卷走了。我们留下的一些同志,连同受伤的同志在内,互相鼓舞着,冒着弹雨死劲地划起桨,急急向对岸驶去。过了河,便是福建地界,这时,我们的行列里,只剩下了二十多个同志,风在嘶啸,夜正深沉,敌人的枪声还在身后响着……。我们隐忍了内心的悲痛,抬起头,挺起胸,继续向前走。
我俩到了上杭,蹲在路旁歇脚,忽发现有人立在路口,朝我俩悄悄张望。我俩正要避开,他却抢上几步,夺过包袱说:“客人,请到那面住店。”我俩跟着他走进一家客店,他把我们领到楼上,小声说:“南方人上路,都不背包袱,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说罢,便
“登登登”下楼去了。我俩正犯疑,他却匆匆提着箱子和网篮上楼来,沉声不响地帮我俩把箱子、网篮装好,又拿出两张到上海的船票。我和常文治互相望了一眼,便都会意地笑了。我想这家客店,也许就是党的地下交通站呢。第二天清早,他把我俩送上船头,语意深长地说:“路途尚远,万望保重。”我再也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把握住他的大手,轻声说:“同志,谢谢。”轮船启碇[dìng]了。在朝阳里,我长久望着这个同志的渐离渐远的身影,暗想,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还愁走不完这段路!
当我回到河南的时候,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惨重破坏,已经找不到省委的去处了。清明前一天,我到了驻马店。这儿离我家王庄不到十里,但我惦念着同志们的下落,便到牛庄向地下交通员打听消息。谁知刚刚进村,就有一个老汉拦住我道:“快走吧,您的人有的叫抓啦,有的叫杀啦,土豪们又都神气起来,唉!日头也无光了呵!”在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里,我又匆匆上路了。路旁坟头上,传来了妇女的哭声。我想,今天是祭扫死者的日子,在中原的土地上,又增添了多少座革命者的坟头?正想着,忽然望见路旁贴着一张
“缉拿共匪逃犯”的告示。好呵!同志们没有被斩尽杀绝,我决计去寻访那些暂时隐蔽起来的革命同志。
在汝南和店,我找到了刘茂林同志。他是地下党组织的区委书记,以制作毛笔为职业掩护,这里也只剩下他一个党员了,他见了我,欢喜之余,却掉下泪来。
“张士科还在吗?”我递了手巾给他。
“还在。是同志吗?”他已经揩[kāi]干了眼泪。
“是的。他在哪儿?”
“在地庄堂教书。”
次日,我俩打扮成卖笔人,在地庄堂找到了张士科。张士科是学生出身,家庭成份下中农。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时,他去驻马店接头,险些儿被敌人逮捕。他双亲疼儿心切,再也不放他出门了。他受到双亲的牵扯,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夜间,一张大床两头睡,我俩攀谈起来。
“士科,咱前头有几条路?”
“两条,”他答:“一条是革命到底,一条是亡国亡党亡头。”
“是呵,”我接住说:“有这么一个同志,往日,他穿条灯笼裤,光着脚丫子,数九寒天下大雪,他东奔西跑闹革命,他是个好同志,中国需要这样的人呵。可是,如今,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有的革命者被杀头,流了一些血。而他却蹲在家里,不敢露头。你说,这个同志是朝哪条路上走?”
张士科知道我说的是他,叹了口气,不响了。半夜,他在床那头小声叫我:“老王,你批评我吧!”我没有答应,却在心里笑了。
第二天清早,我问:“天亮了吗?”
他答:“是哩,人也亮了。”
我假装不懂。“那好,你蹲在家吧,我该走了。”
“嘿呀!”他一骨碌爬起来,“老王,我跟着你,咱走一条路。”
又上路了。在我们这支队伍里,已经有了三个战士。像是在一场狂风暴雨之后,找寻不曾熄灭的火种似的,我们分头奔走着,将那些没有被反动派斩尽杀绝的同志们,一个个地串连起来,恢复了汝南、确山等县的工作,并在与中央、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同豫鄂边区工委合并,成立了豫鄂边区省委。
成立豫鄂边区省委不久,有一个姓周的同志,从监狱中逃了出来。他拖着一条被敌人打伤的腿,颠拐着,走了一段历尽艰险的路,来到了我的面前。他瘦骨伶仃地站着,脸色焦黄,而目光闪亮:“老王呵,”他沉声说:“快给我任务吧。”不久以后,他便接受了恢复信阳党组织的艰巨任务,重新上路了。他把一个小包袱——一个革命者的全部财产,背上肩头,拖着那条受伤的腿,吃力地、然而是坚定地,向山的那面走去。两个月后,从山的那面,传来了信阳党组织已经恢复起来、而且在吴家尖山开辟了红色根据地的消息。豫鄂边区省委便迁到了那里。从此,革命的烈火,又以燎原之势,烧红了豫鄂边区。
以后,每逢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新的困难和挫折,我便想起了曾经走过的这段路程,便想起了一个共产党员,拖着受伤的腿,跨上山路的情景。  〔张一弓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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