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联千余人大会上　西蒙诺夫讲演词全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全国文联千余人大会上
西蒙诺夫讲演词全文亲爱的同志们：
我想在这里，在文艺工作者的团体中间，就苏联作家的命运与苏联作家在国内生活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讲几点意见，并试图把这种命运和这种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跟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命运和他们在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较一下。
我不打算在这里讲我自己本人的作家生涯。我想，如果我讲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的共同命运的一般问题，因而就是讲一些不是引起狭隘地个人兴趣，而是引起原则性的兴趣的问题的话，那是一定会更有意味的。
预先声明，我并不打算作报告，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同志来告诉你们一些曾激动了我这样一个作家的一些念头。
不用说，要讲苏维埃社会中苏联作家底地位，是不必引用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学家的工作，作为对比材料。不过，因为我曾经游历许多地方，观察过许多东西，因此就有了对比的材料，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让我们从孤独感谈起吧。就这个字的广意来讲，这种感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来就是而且现在也依然是作家必然具有的特征。
这不是普通的孤独，而是一种双重的孤独，这是一切生活在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条件下的人们所固有的孤独，再加上工作的时候独自靠在书案上沉思的这样一种作家所特具的孤独。
这种孤独是这样常见的和这样流行的社会的不幸，老实说使得资产阶级作家有时竟不注意它了。当人们向他们指出这种孤独的时候，他们就赶紧努力用“个性”或“独立性”的字样来代替“孤独”，好象“独立性”就是使人有孤独的权利似的，好象独居一室是必须维护的一种幸福似的，而且好象社会对于一个人命运的冷酷无情，就正是人类在他们整个历史中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似的。
关于独立性，我们以后再单独地谈。现在只谈谈孤独。我们苏联人很荣幸地已经不习惯于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一方面，社会可以对人们的事业冷淡，而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可以不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中必不可缺的一分子；这个要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条件下生活一个时候，才会感觉到这种不习惯。
我们已经习惯于在晚会上收到很多的条子，写这样一些问题：这个人做什么？这个人写过什么？这个人为什么沉默？我们在回答这些条子的时候，常常不想到他们在向我们讲：摆脱了几世纪来的作家底孤独是多末大的幸福。读者，也就是说人民，把我们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喜爱我们，赞美我们，为我们底挫折而生气，当我沉默的时候，他们却又耽心；他们也责备我们底失败。但是我们对他们也是这样，我们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是人民底一部分；在人类历史上人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条件下，我们就正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人们有各种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使他们有时感到幸福，有时感到不幸。但是有一种感情，能够决定人们在他们一生最主要的生活中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这就是自己为别人所需要或者是不为别人所需要的一种感情。而苏联作家就高度地体验到本身为人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幸福的感觉底力量，而所谓需要，它的最高意义，就是为人民所需要。
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们就正缺乏如同我们所具有的那样的感情，这里我想转而谈到作家的从属性和独立性的问题。
这第二个问题是和第一个问题密切相联的。实际上，在我们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应用到作家底命运和工作上的从属性和独立性是什么呢？在我们那里有没有作家底从属性呢？
当然是有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一切的主人，当然也是文学底主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有高等先进文化的人民，他们向自己的文学提出了符合于自己利益的要求，而苏维埃作家就应该服从这些要求。
已经踏上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道路的人民，向自己的文学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要求——就是帮助他们建设这个社会，并和一切阻挠这种建设的一切进行斗争。
而这一个为我们文学所公开并无条件地服从的要求，给文学开辟了广大的活动园地，我们的文学，是保卫人民利益的，就可以自由地教育人民，展望人民的未来，就可以自由地无情而无限地批判在这个未来底道路上停留不进的一切，批判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妨碍人民、国家发展的一切。
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文学，自觉的和一切后退的、想使历史车轮倒转的现象作斗争。自然，人民文学在文学内部也和这种现象作斗争。所以一切顽固不化的、落后的和反人民的现象在我们文学内部都遭到了自觉而坚定不移地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家底无情的批判和揭露。
苏联作家从属于自己的社会理想，从属于自己为人民事业服务的决心，并且由于这种高尚的从属的精神，苏联作家在自身，在自己的创作里跟自己的缺点跟自己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进行斗争。他自觉地有目的地组织并进行自己的工作，以使得主要的，正义的，先进的事物能在文学中战胜次要的，偶然的，落后的事物。作家对于人民和人民事业的一贯的内心的从属性，就表现在这里；这种从属性不但没有使作家贫乏和渺小，反而使他丰富起来，使他能够把最主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结晶在他的创作里。
在我们社会里文学底从属性和作家底从属性就正是这样。作家的这种从属性是和他那不依存于资本主义社会作家所无限制服从的一切事物的完全的独立性，结合在一起的。苏联作家与商业投机的愿望，与出版家个人的口味，与广告，与书籍市场，以及与那因为出售册数的多少而产生的赢亏不发生关系的，他是不从属于这些东西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从属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提到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首先提到美国文学的面前，那么，在我们面前便会呈现出这样一幅可悲的画图：就是文学确定不移地从属于金钱，金钱，还是金钱。拿反动派当权的国家来说，那里作家底独立性归根结蒂只是能够写作一些多少“左”的书籍，这些书籍以一种或多或少受抑制的形式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底某一个设施，自然不言而喻，这同时是不推翻这个社会的基础的。
我特别用了“写作”这个字是因为，即使这种有限的独立性，基本上也还是止于写作二字而已。至于代替所谓“写作”的字样而提到所谓“印刷”，所谓“大量出版”，所谓“获得巨大的成就”，乃至所谓“获得普遍的声誉”等等的话，那末独立性底概念就将急骤地几何级数地缩减，而从属性底概念却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大起来。
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家首先要依靠于出版家，但这还不够，另外还得依靠传播书籍的俱乐部，依靠广告，依靠贩卖书籍的公司，依靠评论书籍（或者故意对它默不作声）的报章杂志。这就是说，所有这些个别的从属性，终究要变成一个完全的有系统的从属性，那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从属性。
当然这种从属性，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艺术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它并不是在他写完了作品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在他坐上写字台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精神上出现了，这种从属性不仅决定着已经写好的作品底命运，而且常常以自己的压力决定着：一本书将怎样写成。
许多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作家，甚至最有天才和最先进的作家，也都存在着极大的自我欺瞒的感情，我想就这种感情说几句话。他们公平地感到自己是某一个国家的优秀作家，而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名字代表着本国的文学。从一方面说，自然，这是对的，在文学史上留下的正是他们的名字，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就产生了一种极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在我们苏维埃社会里是完全被消灭了的，这种现象就是大多数读者们所读的并不是那些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芳名的作家的作品。他们读的是低级的三等的庸俗的文学可耻的代表们的作品，恰恰是这种庸俗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为群众性的读物。
苏联并不是唯一几乎没有文盲和施行普遍义务教育的国家，然而，在那些也实行普遍义务教育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意识底一定“思想”的加工，人们是陷在三等文学底污水里。
我们这里，人们识字，百分之百地是为了阅读古典的和现代的真正艺术性的文学，而在那些国家里，人们识字一百个有七十五个（我说的百分数还是很客气的）是为了一生阅读下流的作品。我不是说学校里的课程，全世界学校里的课程都有古典作品，我说的是出了学校的人们所读的东西，说的是他出了学校以后一生自己所读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没有给人民，关于人民和为了人民而写作的书籍呢？当然是有的，间或在这一国家，间或在那一国家出现着这种书籍，而这些书是最群众性的读物吗？这些书在书店的书架上，在读者的书橱里占有主要的地位吗？人们在家里，在工作里，在地下铁道里，在火车里阅读它们吗？没有！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是违反人民利益而写成的。因为现代的侦探小说，除开它们的愚蠢不谈，都是反对人民的文学作品。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想一想，以便我们能够理解苏联文学是处在怎样一种原则上不同的、庄严而重要的地位。在那里一部为了人民利益、给人民而写成的著作，与人民相见后，就享有最优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和肮脏的金钱的算盘，侦探的斗法以及反动的出版公司的垄断压迫没有丝毫关系的。
苏维埃社会中作家的地位——就是负有教育自己读者首先是教育青年的使命的这样一个人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不管是怎样的一种庸俗的文学在我们这儿是根本不能存在的。我们竭力注意使全体人民，使一切人们自年轻时候起就得到正确的，良好的，灌输忠实于最高尚的理想的一种教育。所以我们认为在我们这里有权存在的只有那种教育人民为这种崇高的理想服务的文学，而不是任何别的文学。
当然，我们有才智高些的作家，也有才智低的作家，有成功的作品，也有作者认为不成功的作品，但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以创作低级庸俗文学为自己专门目的的庸俗的作家。这就是说，我们正好没有那些作家，他们的作品百分之九十（假如不是更多的话）是使人民愚钝，是毒害人民的意识的，而充满了美国的书肆的就正是他们的这些作品。
因此，苏联作家不是依靠于反动派和资本家人工造成的书肆的需要，在我们国家里他以人民真正的文化要求为依归。正是这种从属性取消了庸俗文学在我们这儿存在的可能性。
现在我还想讲讲文学对于人民利益依从的一种形式。文学的民族性和群众性以及它在全体人民中传播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反映在美学的文学的特点中。这种文学的群众性，无条件的把新的美学标准带到文学本身里来，使得懂得这些的作家重新审查许许多多旧的美学范筹里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一部维护人民利益的著作，享有获得广大的读者群众的客观可能性。
在书籍是写给全社会，并在原则上、思想上能为全社会所阅读的条件下，这本书的通俗性本身不就是一种艺术的标准吗？创作一部艺术的作品——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而这些作品能在同一程度上感动我们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成员——大学教授，和我们社会上的另一部分成员——中学毕业的工厂里的旋工。——创作出这些著作的能力不就是不仅表现出作家的思想上的成就，而且也表现出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吗？
因此，当我们根据这一点来批评为广大的苏联读者群所看不懂的作品时，我们不仅从这些作品思想上的缺点，而且也从艺术上的低劣来评论它们。因为以我们的眼光看来，只有那些既为广大群众所喜见乐闻而同时又使最有教养的，最有文化的知识界代表们也同样感到兴趣的作品，才是最高艺术技巧的范例。
我们的读者从小到老都受着我们的文学的教育和影响，可是这种情形同样反过来也影响文学本身。在我们这儿，不光是作家影响读者，而且是革命后三十年来已经对文学有了崭新的要求的读者，以这些要求，以他们对文学的态度积极地影响着作家。
作家，常常是个旅行者，著作，则常常是他一生旅行的成果。但旅行的成果的好坏却要看旅行的性质来决定。
怎样的人才是旅行者呢？按照库克公司的路程表环绕全球，下游览船改乘特等火车，从特等火车的包厢到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到旅馆，又从旅馆到另一艘游览船的舱房的，这样的人就算是旅行者吗？
还是第一次穿过没有开垦过的土地，填满地图上的白点的人才算旅行者呢？
我以为很难在这两种旅行者与这两种旅行之间划上一个等号。
在目前，我觉得大部分下流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都是第一类旅行者，就是手里拿着现成的旅行指南，按照库克公司的路程表环游世界的那种旅行者。
而苏维埃文学则是第二类旅行者，这就是发现新大陆，在人类心灵的地图上填满白点的旅行者。在我们的文学所描写的这块还“没有住惯的土地”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新的：新的社会原则，新的评价人门的标尺，对于社会义务与私人义务的新的理解，新的道德，对于金钱，生活福利，对人的尊严及对人生的目的的新的态度。
无论古典文学的杰作曾为我们发出过如何灿烂的光辉，现在，我们还是必须把自己新的话，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说出来。
但是要知道，我们也同人民一样是在做着在此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苏维埃文学正在用一切方法来完成那些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社会的任务。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忘记了私事，忘记爱情、生活，以及存在于文学中的成千的问题。
这是说，无论你有多少问题未获解决，你，苏维埃作家，务必首先来解决首要的问题，选择一个英雄来写：这个人如何表现出正是新社会中所有的人格，他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他因什么而在这个新社会中受到尊重。
只有在了解这个主要的道理以后，才能正确地解决几十个，几百个其他与此同样的问题。
绝大多数苏维埃作家，都认为文学不是只和自己狭隘的个人文学爱好相关联的个人主义的事业，而是与全体人民向整个文学所提出的任务相关联的集体主义的事业。
我们的敌人——反动派，时刻企图责难我们苏维埃作家，说我们对美学问题，形式问题很少兴趣，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说我们没有创作自由。
对于这个回答些什么呢？是的，如果形式把文学作品变得使人民难于了解，我们是不称赞这种形式的；是的，我们认为最高的艺术形式就是深刻，简单，明了，这些能使作家的著作成为全体人民的著作。
是的，我们反对个人主义，虽然我们每人关上房门独自在写着自己的作品，但是我们不是孤独的人，我们的心和人民在一起，而因此感到自己是全民整体中的一分子。
是的，我们的创作是有从属性的，是完全服从全民的利益与进步人类的利益的，而我们则以具有这种从属性为骄傲，因为它是自由底最高表现，而且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代价，我们都是不肯交换它的。
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关于作家在苏维埃社会中的作用的一些意见。
如果由于我们如何为人民服务这个问题是一个对苏维埃文化工作者与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都同等重要的问题，而使我的一些意见对大家有些兴趣，那我是很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