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褒贬，别善恶——读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寓褒贬，别善恶
　　——读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
　　陈旭麓
“中原王气久消磨，
四面军声逼楚歌。
仗剑纵横摧虏骑，
不教荆棘没铜驼！”
这是吴玉章同志在1904年留学日本的自题照片诗。这首诗现在已连同照片收入他的新著《辛亥革命》中。诗是思想深处的语言，吴玉章同志这首诗表达了他在中国“四面军声逼楚歌”的当时，有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豪迈气概，和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感情同样深挚。
今年10月，是辛亥革命的五十周年。吴玉章同志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老战士，出其早年深挚的爱国革命感情，写了长达七万言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听说早在三十年前，他和林伯渠同志等在苏联的时候，就谈到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现在偿了宿愿。他并将这个回忆录和他去年写成的《论辛亥革命》合订为《辛亥革命》一书。这是一本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新著，是观点和史料结合的典范。而且其中说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字里行间洋溢着吴玉章同志一生临事不苟的高贵品质，所以这也是一本富有感染力的书。
辛亥革命距今五十年了，如果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甲午战争时最初的活动算起，那就有六十多年了。吴玉章同志以八十四岁的高龄，将五六十年前的斗争历程，从全体到局部，从组织到个人，历历不爽地写出来，时间和地点是那样清晰，这不仅表现出他的过人的记忆力，更表现出他的高度的责任感。
据我所知道，吴玉章同志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系统地重温了《民报》和《四川》杂志以及当时其他书刊；而且深怕凭记忆写下来的东西有什么差错的地方，总是尽力找到可靠的参考材料来校订。如他要在青少年时代读过的《天（启）崇（祯）百篇》一书中，引用其中《见义不为无勇也》一文中的一段话时，找不到《天崇百篇》这本书，还从《天崇合钞》一书内找到原文作了校订。虽然许多地方证明他的记忆不误，但不就原书查对，他总不放心。这种孜孜［zī -zī ］不倦的求真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为了树立踏实的学风，他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又郑重地说：“史实可信是科学最基本的要求。一切正确的理论是从可靠的事实中引出来的。如果史实错误，不管议论多么宏伟，也是站不住脚的。”
一切科学著作，都是求真精神的体现，也都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一书，就是秉着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写的。作者如实地反映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变化，而且是通过他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来说明这些变化的，使人读了感到这是一部深切著明的信史。并且对许多没有切实论断的事件，作者还作了极有说服力的提示。如在论述1905年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时，作者就提示说，决定全体回国“虽然出于义愤，却很不合乎策略”，因为同盟会会员如果都回到国内来，就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可能。这是一例。
一部信史，不仅是真人真事的缀集，也必然是是非灿然、爱憎分明的著录。而一部革命史，在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有各个阶级阶层的活动，有各种人物的活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场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年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其情况是更为复杂的。吴玉章同志的《辛亥革命》一书，既朴素地写出了这种复杂的历史场面，又生动地刻划了许多人物的形象。书中对邹容、陈天华、秋瑾、喻云纪、林觉民、龙鸣剑等革命志士，都写得虎虎有生气，呼之欲出。其中叙述1907年王仰思、安彝鼎将赴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川籍同盟会会员假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一段云：“大家在席间畅谈国事，放怀畅饮，一时酒酣耳热，情绪渐趋激昂，我县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骨珊）于兴奋之际，忽而引吭［há ng］高歌，他那悲壮的歌声，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使举座为之感动。”这幅慷慨悲歌的图景，正是革命火焰的吐露。书中并对这些革命志士的披荆斩棘、自我牺牲精神，作了充分的论述。这使人感到一切革命成果的取得，都要付出代价，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奋斗而可立致的幸福。
反过来，书中对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和革命的变节分子，则毫不假以词色。如对那个害怕船上检查而将购运准备起义的枪弹投入海中的周来苏——人们呼为“周丢海”的，给以辛辣的讽刺。对在辛亥3月29日广州起义作了逃兵的陈炯明［jiǒ ng-mí ng］、胡毅生一类人，予以严重的鞭挞［tà］，指出他们“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而成了千古的罪人”。对汪精卫的阳奉阴违，也作了深刻的揭发。并说：“一个人是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利益更为重要，是决定这个人能否坚持民族气节的关键。”这种嫉恶如仇、明辨是非的态度，足以发人深省［xǐng］。
历史上有不少以伪乱真的事实。清末的立宪派，在武昌起义后，眼看无皇可保了，于是以拥护共和的面目出现，从而分享革命果实。吴玉章同志一再指责了这种卑鄙行径。除立宪派外，还有一伙当年破坏革命的官僚，竟在数十年后，妄想篡改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有功于革命的人，并为反动派辩护。1957年四川周善培写的《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就是这样一本书。吴玉章同志发幽阐微地指出：周善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曾经以提法使的地位参与了赵尔丰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切残暴行为和阴谋活动”，“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争路的亲历写作争路的亲历”。这个指谪［zhé］很重要，不仅纠正了周善培对革命历史的混淆，也警告了那些不以老实态度对待历史的人。正由于得到吴玉章同志这本书的启示，我最近在翻阅上海《民立报》的时候，注意到了1911年11月5日报上刊登的《四川竹枝词》，其中一首就是为揭露周善培勾结赵尔丰而作的，词道：
“关外遥闻帅节来，秃儿（署皋司周善培之绰［chuò］号也）巧计早安排。献谋直过清溪县（赵入关，周到雅州以西迎之，献杀人之谋），要把川人尽活埋（周谓赵曰：四川人做事向来虎头蛇尾，只要大帅把为首的数人杀了，就无事了）。”这证明吴玉章同志在五十年后对周善培的谴责，正是周善培在五十年前种下的因；更证明谁要是不忠实于历史，也就会遭到历史无情的嘲笑。
对革命和正义的歌颂，对变节者和反革命的揭发，是写历史“别善恶”的要旨，也是阶级感情的体现。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任何革命时期，都会有犯或大或小过失的革命者，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问题最多，意见最纷歧，那就是如何适当地“寓褒［bāo］贬”于论述中的问题。如章太炎这个人，对辛亥革命是有过很大贡献的，是一个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在革命的过程中，他确实犯了不顾大局的过错，给当时的革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吴玉章同志对章太炎的评述，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给予不同的论断：在章太炎发起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投身“苏报案”的时候，肯定他“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在章太炎主编《民报》发生困难、大骂孙中山不予支持的时候，则指出他的“门户之见过深”，以致“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在章太炎公开宣布退出同盟会、叫嚷“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时候，则论证他“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这是从具体出发，他有什么表现就给予他什么评价，该褒的地方褒，该贬的地方贬，以历史人物自己的实践为检验的尺度，而不是先安上一个框框再去找例证。这对我们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有很大的启发，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陆放翁有两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诸贤勿与众心违”！这是两句具有科学信念和斗争意义的诗。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论述了许多事，论述了许多人，既是“公论”，也是“众心”的反映，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扬了“寓褒贬，别善恶”的历史传统，也就是他自订写书宗旨“事实确凿，议论公平”的实际运用。一个写历史的人，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如果没有认真的研究精神和严正的人生态度，就不可能发而为反映“众心”的“公论”。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又是追求真理和讲究革命道德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