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诗断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学诗断想
臧克家
欣赏与评价
诗的欣赏与评价，是一个难题，复杂而艰巨。对古典诗歌说来，更是如此。
诗人凭他的作品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经验阅历，读诗的人在这些方面不了解或了解不透，那就不能够很好的欣赏诗人的诗。
如果你不能深刻体会慈母的爱，你也就不能深刻体会“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深意。
如果你不了解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切，你就不了解“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身边衣到无？”的深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身经战乱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地体验诗中的味道。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久客他乡的旅子才觉出它的深长意义。
没有丧失甘苦共尝的爱人经验的人，不会对元稹［zhěn］的“落叶添薪仰古槐”、“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悼亡诗感到痛切的哀伤；没有恋爱经验的人，对“爱而不见，搔［sāo］首踟躇［chí-chú］”的滋味就不能体味。
欣赏的情趣不是始终如一的，它常常随着一个人的思想、年龄、环境、心情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前所不喜欢的，现在喜欢了。以前所击节叫好的，现在觉得它无甚意义了。以前所不了解或了解不透彻的，现在了解了，了解得透彻了。
在青春时代，你也许很喜欢“珊瑚百尺珠千斛［hú］，难换罗敷未嫁身，落魄［tuò］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之类的诗句，而对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不甚理解；到了你进入老年，你的爱好也许会来一个对调，对前者兴趣消减，觉得后者真切有味了。
对于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个人身世、写作背景，假若不了然，对于他的诗也就不了然。对杜甫写《塞芦子》时代的背景不清楚，对“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这表现战略思想的诗句就会等闲视之。对陆放翁被迫和爱人仳［pǐ］离、后又邂逅［xiè-hòu］相遇于沈园的情况不知道，那么，对他《沈园》二首中的“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和“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就会感觉不出彻心的痛切！
欣赏诗的人，他爱什么，不爱什么，全凭个人的趣味，但这种取舍是和他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的，阶级性在这里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诗。白居易推崇杜甫，这不是偶然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官僚地主御用文人，肯定不会喜欢这样的诗句；而劳动人民和正义人士对于像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之类的句子也不会感觉兴趣。这种阶级思想和情感，即使有时是不明显的，可是它在无形中起着作用，从心所欲取舍判然，这是很自然的，勉强不得的。
古典诗歌里，多用典故，给今日的读者造成不少麻烦。“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不找到钥匙，就打不开诗意的大门。
字句简奥，语言文字的隔阂［hé］，在作品与欣赏者之间，造成一种障碍。这障碍不破除，就不能很好的去欣赏。譬如《诗经》，不但“雅”“颂”，即使“国风”，完全读懂也不是易事。何况，每一个诗人都有他独特的表现方法、喜欢运用的字眼，这一些弄不清楚，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诗的好处。只举一例：李贺的诗是颇为幽深的，造句遣字也自不同。他《南园》诗中的“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用“小”去形容白花，用“长”去状写红花，这就很特别，也很新颖，和其他诗人写花草的诗绝然异样。
通过思想情感的沟通，打破文字的疑难，了解一个诗人的特殊风格，才能谈到很好的欣赏。
欣赏并不等于评价。前者仅是后者的基础。
欣赏与评价，有时统一，有时又矛盾。欣赏可以有偏爱，评价却不能有偏见。
给一个诗人的作品以确切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对于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可以“论定”，对于一个人作品的评价却不这么容易。李白、杜甫早已作古，但千百年来，对他们作品的“优劣”之“论”纷然莫定。
人是有偏爱的。“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结果呢，由偏爱造成偏见，弄到“会己则嗟［juē］讽，异我则沮［jǔ］弃”的地步。同一个孟郊，韩愈对他甚为推许，而苏东坡则诋其诗作是“蜇［zhē］吻涩齿”、“如嚼木瓜，齿缺舌敝，不知其味之所在”。《冷斋夜话》载王安石编《四家诗集》，把欧阳修放在李白之上，虽持之有故，实欠公允。一个诗人当他成为选家的时候，决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上下其手。应该持着“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态度。使评价尽可能达到增之一分则太高，减之一分则太低的准确程度。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评价一个诗人，鉴定一首诗，毛主席的两个标准：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就是我们的两把尺子。离开它就会犯错误。我们凭着这两个标准去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然后作出科学的结论。尽可能的占有材料，根据时代背景、作品内容和艺术表现特点以及这作品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一遍两遍，反复研究，像一个严正的法官断案一样。即使如此，这结论是否公允，还待时间考验，历史证明。白居易、元稹的诗，因为形式比较通俗，新颖，苏东坡评为“元轻白俗”，陶潜是影响很大的一位诗人，而《诗品》却把他列入“中品”。对元白的评论显然不恰当；对陶潜的评价是否公允，也还需要斟酌。
欣赏可以凭个人的趣味，而评价却要凭科学的研究。而这两者都离不开阶级的思想和文艺标准。
“斗争的火花”
“无论古代和现代诗人，他们努力一生，留下来一点点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斗争的火花”。
这是不久之前一位写诗的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的片段。他一向是主张重大主题的。我几十年来也抱着同样见解。经过“百花齐放”的多次讨论，自己觉得观念是大大改变了。这位同志的发言，听了之后，颇有同感，在我发言的时候肯定了他的话又加以申述。
座谈之后，常常想这个“斗争的火花”问题。越想越觉得这话有毛病，至少是偏颇不全。因而悟到，他的这个说法、我同意他的说法，还是“重大主题”思想遗留下来的一条小尾巴。
我们重视诗歌的政治性和它的现实意义，这是重要的，十分正确的。评价一个诗人的作品，也应该如此。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白居易的诗受人尊重和喜爱，也多半由于他们的许多作品确实可以称为“斗争的火花”。可是，这样性质的诗，在他们的整个创作中，毕竟是少数。在杜甫，不过十分之一，在白居易，那情况也差不多。其他诗人，更不用说了。杜甫的那些现实意义强烈的诗，例如《三别》、
《三吏》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力作，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它，它确乎代表了杜甫之所以为杜甫的那种精神。这类的诗，确乎为人民所喜爱。然而，他所流传下来的佳作，比这类作品多得多，而且在流传方面，也同样的广。《唐诗三百首》在过去是有相当影响的选本，杜甫的《三别》《三吏》都未入选。而他的一些政治意味并不强的抒情小诗，普遍到家传户诵。“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首“绝句”今天小学六年级生都会背诵（选在课本上）。
白居易的《新乐府》，特别是《折臂翁》、《卖炭翁》读者广，流传得很普遍；而《长恨歌》、《琵琶行》也同样为古今广大读者所喜爱。
在诗之鼻祖——《诗经》里，《国风》价值最高，最受欢迎，过去的读书人，几乎人人能背诵。然而“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其中表现重大生活题材的并不多，但无损于它的价值，无碍于它的流传，无伤于它的被欣赏和被给予极高的评价。
譬如陶潜，是声望很高的大诗人，在他的全集中，像《咏荆轲》以及“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一类“金刚怒目”式的诗作，为人所重视和喜爱，但毕竟是为数不多的。《读山海经》、《饮酒》、《归田园居》中的“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类的诗句，也极受读者欢迎。
只举了少数代表性最强、影响最大的作品和诗人为例。其实这也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如果说只有“斗争的火花”才可以留传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将失去多少优美动人的爱情诗、田园诗、山水诗，以及抒写离愁别恨、旅途辛苦、友朋赠答、游子思乡的佳作！人生广阔似海洋，暴风骤雨，波浪掀天，境界固然雄壮动人；风和日丽，波光耀金，气象也自静美悦目。“百花齐放”，使得现在诗的花园如绣似锦。“百花齐放”也叫古代诗歌发出灿烂的万丈光芒。陈毅同志前些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旧体诗，前言上说
“效孟浩然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景色多可人。“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情味多醇［chún］厚。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里并没有战斗气息，它只写了自然与生活的一个小角。
“斗争的火花”，我们肯定要重视，但却不能说所有诗人留传下来或值得留传的全是“斗争火花”般的作品，即使在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白居易的诗作中，也是题材繁富，形式多样，花团锦簇［cù］，耀人眼目的。
生活好似海洋，诗也应该是这样。
关于叙事诗
在小说、特写盛行的时代，叙事诗是不是会被“取而代之”？
我看，这大可放心。
同样的题材，由于各自运用的形式不同，可以分道扬镳［biāo］，各显神通。
在人物的刻划、环境的描绘、故事的进展各方面，叙事诗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像小说、特写那样，可以细琢细磨、舒展自如。
反转来说，在一唱三叹，令人反复吟味这一点上，叙事诗有其不可及处。
一个题材，非用什么形式表现不可，这不是绝对的。同样是张生和莺莺恋爱的故事，元稹写了《会真记》；董解元、王实甫写了南北曲《西厢》。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共同流传。
但也不能否认：某种题材比较适于某种表现形式。
司马迁的《项羽本记》，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有声有色，栩栩［xǔ-xǔ］如生；杜光庭的《虬髯［qiú-rán］客传》，人物描得虎虎有生气，很能动人，如果这篇传记和传奇改用叙事诗的形式去表现，其中就存在许多困难。
反之，如果把《陌上桑》和
《琵琶行》改写成小说或散文，它们的优胜之处也许会为之大大减色。
各有各的特点，不能彼此代替。
一般地讲，人物众多、故事太复杂而情节又较平常的题材，叙事诗这形式就不大好处理。诗歌在文艺领域上独树一帜。旗帜上高标着两个大字：抒情。叙事诗也不能忽视这个特点。如果，诗人没有在人物身上付出满腔热情，如果不能在描写中充满诗意，只是用干巴的分行散文去作无味的铺陈和刻划，不但不能达到令人赞赏的效果，反觉噜苏厌烦，不能久耐。
抒情，当然要结合故事和人物。感情空泛，无的放矢，或扣得不紧，去题太远，同样不能叫人感动，只能叫人疲倦。
古代几首有名的叙事诗，在结构布局、人物描写、环境气氛、抒发情感方面，情况不同，各有所长。有一点是共同的：紧凑集中，能抓住人，读一遍还想再读一遍，兴味永远不败。
《孔雀东南飞》是影响很大，篇幅较长的一篇叙事诗，人物有七个，而主角是一双不幸的青年夫妇。这篇叙事诗，故事比较复杂，表现方法最近于小说。但它不仅在叙事，在许多地方以抒情动人。像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新妇识马声，蹑履［niè-lǚ］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以及最后的悲惨结尾，都很能打动我们。故事的情节有时记不清楚了，出现的人物间或模糊了，然而这类抒情的佳句总是记得牢牢的，念念不能忘。
《陌上桑》是一篇小小的带点喜剧味道的叙事诗，集中地写了一个人物，民间风味很足。女主角的服饰描写，她的美词夸夫，天真可爱。但为我们所喜爱的还是“行者见罗敷，下担捋［lè］髭［zī］须，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帩［qiào］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一类夸张抒情的句子。《琵琶行》是极受读者欢迎的一篇叙事诗。情感丰富，情景动人。我们十分同情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的“今年欢笑复明年……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伎女的命运，我们也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个句子深深感动。“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作者以同命运的心情，借女主角的悲惨遭遇，抒发了自己的情感。“感斯人言，是夕始觉迁谪［zhé］意”，这就道出了诗人的真意，这篇诗所以写得动人，因为诗人自己先为它的人物所感动。
《木兰诗》写木兰从军的故事。从听到征兵消息、置办行装、奔赴战场、到胜利归来，只用了六十二个诗句——连四句尾声在内。没有正面写辞别，但我们从“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的抒情句中，深切地体味到女主角的英雄气概、儿女情长。战争的过程没有描写，然而我们极喜欢“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tuò］，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些诗句。概括简要，诗意充沛。如果用小说去写，情况效果就会不同。到了家后，父母姊弟见面的情景也亲切有味。
最后，拿《长恨歌》和《长恨歌传》对比一下，叙事诗的抒情特点，就更显然。
对于杨贵妃的出身，白、陈的写法就不一样，这不只有繁简之分，诗与散文的不同也由此可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与“虽有三夫人，九嫔［pín］，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妓女，使天子无顾盼意”相比，情况显然两样。
“宛转娥眉马前死”比起陈鸿的散文描写来，沉痛而富于诗味。至于“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情感浓烈，令人深受感动的名句，更非散文所能比了。叙事诗一定要是诗，而不是韵语小说或散文。它需要集中、凝炼，结合人物特点、故事情节，作高度的抒情。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用了二十二个诗句，给八个“酒仙”写照，关于李白的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仅仅四句，抓住了这位伟大浪漫主义诗人的精神，写出了他的性格与人格，诗味无穷，读了令人意气昂扬。
叙事诗不一定贪长。如果把叙事诗写得冗长拖沓，抓不住它的特点，它便会失了自己的作用和地位。
附记：上次发表的《学诗断想》，部分引证有误。“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安”误“成”，“茎”误“根”。“独行潭底影”，“独”误“人”。“咫尺具千里之势”，“千里”应改为“万尺”。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应改为“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在此向提示意见的阎简弼，汤永宜同志致谢。